外资是属地概念，与内资相对，产权也是民资，与国资相对。这个次序显然继承自改革前。教授应该记得，当年国资地位最高，外资最低，等同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地位中下，具有“两面性”。如今连“敌人”都能宽恕，甚至依赖，为什么唯独针对“同路人”呢？都显示双重标准。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又如何协调？
1988年宪法11条修正案，规定民企是国资的“补充”，“将政治性主从次序严格地合法化”，显示教授政治的幼稚。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无允许不可做”。修正案还同时承诺保护民企的合法权益，都宣告民资合法，只是语义谦卑，执行中什么是补充，基层官员有充分的自由。与教授的理解正相反，这是鼓励。没有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改革走不到今天。
教授将政府对国企的义务绝对化。但作为整体，政府是上级，国企是下级，任何官僚机构，上级都比下级有更多选择。教授列举中国经济制度三特征，将条块分割与政治次序并列，说明理解这不属于政治范畴，但无视两者存在矛盾。条块分割，意味着对辖外一视同仁地排挤。民企低于辖内的，但高于辖外的国企。
教授批评那些肯定外资的观点，只能解释外资的绝对量，不能解释相对量。同样适用教授自己，只能解释相对量，不能解释绝对量。我不能相信，任何海外投资者，会把内资受压抑作为哪怕次要的决策依据。等于说一个男人因虐待女友而受其她异性青睐。这挑战商业和生活的常识。
本书首先质疑FDI排挤外贸合约，教授视为外资两可的选择，这是纯经济学观点。从管理的角度，企业直营业务的战略性一定高过外包业务，进入新市场前以合约探路，是常见的商业攻略。教授辩解合约同样能转移技术，这只是商业职能之一，管理，即各项商业职能的整合，正如明茨伯格所说，不能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传授，同样难以用合约界定。
这也是主流经济学观点，即关注(或局限于)资源配置，默认市场结构不变。同理，合约方式将原市场结构平移至新兴市场，只是被人力成本放大数量，或应合约方情况微调。但FDI要先在新兴市场演化分工协作，最终的结构不同。因此与合约不能在微观层面，而要作宏观对比。
FDI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以中国市场之大，更重要，也是教授视而不见地，近乎空白，按亚当·斯密的分析，分工协作的“市场红利”极其丰厚。FDI原市场发展成熟，海外华人经济体(ECES)相对更小，两地的“利差”悬殊。
奇怪地是，教授详尽讨论外贸合约受排挤，却未提及FDI参与的内贸合约，相关数据可能难以获得，但凭经验，始终伴随FDI成长而不是受排挤。联想就是从代理惠普开始学习做PC。很多情况下，价值链只有部分环节外资准入，只能寻求本土合作伙伴。如物流企业宝供，成立时只有宝洁一家客户。即使全准入，基于整体成本收益，也经常联手内企。
多边贸易的历史虽然悠久，现代市场只是近几个世纪、西欧、北美和亚洲一小片地区的特例。中国30年前更严禁任何交易。这是经济史的常识，教授也陈述了这个事实。但他的关键逻辑，如外企竞争力/内企竞争力，民企高效率，还是都隐含中国业已存在完善的市场。只有在市场中，竞争力和效率才可比。
教授念念不忘民企有效率，又是如何论证地？最可乐的一句，“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不止这一处，正是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批评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假定对任何时间、地点和文明都适用。”
现代市场中的民企是由契约界定，19世纪下半期两权分离，都对公众开放。而在传统社会，如果可以称为企业，总是基于血缘等人身关系，依附政治。战国末年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吕不韦与其父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耕田能获利十倍，经营珠玉获利百倍，立一国主获利不计其数。直到胡雪岩、黄光裕三千年，中国“民企”都有同样的追求，也同样因此身败名裂。
就本文的主题，现代市场的进步之处，在于和政府“立约”，达成微妙的平衡。经济学定义政府是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强调小政府，都和现实有距离。现代政府之于市场，能兼顾两个存在矛盾的目标：既积极干预，又价值中立。
现代化在西北欧发源地及盎格鲁-萨克森国家是内生地。市场演化同步或超前政府，是平衡的必要条件。但世界其它地区，现代化是受前者的政治、军事冲击而起，因而这两个领域的现代化超于经济，也就难以平衡。
不能阻止，政府也有义务弥补失衡，直接聚集和投放资本。各国基于自己的历史实践，发展出形式和程度不同的计划经济，又可分为莱茵-东京的混合模式和苏联的单一模式。相应压抑市场的发育，固化了失衡。积极干预经济，是与传统政府的不同，但价值不中立，是与内生现代化的不同。外生现代化的速度是后发优势，失衡却是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
亚诺什·科尔内证明，计划经济无效率。有两点修正：其一，这是仅就自身而言。各国都奉行某种赶超(先发国家)战略，首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斯大林经济思想更多地师承李斯特而不是马克思，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成功即失败。赶超实际上是模拟，计划经济只有参照市场才能确定效率。其二，微观无效率，但宏观以一元的计划分工协作，模拟多元的市场，也能迅速收获斯密的红利。
有利必有弊，也会模拟失败，透支未来。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陷入滞胀，苏联也沉寂下来。市场不只有效率，还有创新。但创新不能计划。90年代当美国新经济即将起飞，苏联却崩溃了，日本一蹶不振。欧洲大陆形势稍好，福利国家也濒于破产。各国都做过改革的努力，但积重难返。中国同样甚至更早经受计划经济的危机，只是被连绵的政治运动掩盖。参考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文革的分析，计划经济身份取决于政党伦理身份，激烈争夺“革命群众”资格，暗合科尔内揭示的制度性短缺。农民的剩余被征集殆尽。知青的浪漫和伤痕后面，重工业远不能吸收过剩的城市劳动力。
正如危机的两面，中国较早开始改革。如果改革路径的选择，像上述国家和教授期望地那样内向，结果会不同嘛？但历史的必然和偶然，别开生面，改革和开放联动。开放的初衷是引进技术和投资，30年后评估，引进技术毁誉参半，引资则被认为大获成功，只有教授等少数人唱反调。
但正反的观点都执着局部和数量，忽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决策者并无意识，但客观造成这样的结果，还引进一个市场，模拟内生现代化的“立约”，与计划机制渐进的改革并行，形成双轨制。
模拟是用不同的一套机制，结合特殊的形势，实现相同的功能。机制包括：外资两头在外，产权完全独立。ECES投资者有认同、易沟通。西方企业的示范和公关，中共政党伦理推崇人民利益和历史趋势，具有丰富的转型和统战经验，高效率的技术官僚团队。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等等。
特殊形势包括：大陆封锁时期，已和香港商界建立联系。启动改革的同时，达成港澳回归协议，实行和平统一的海峡政策。招商引资因而兼有建设和统战的责任。冷战博弈，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打开经贸交流之门。历史人物的作用，周公的政治遗产、邓公的改革方略，等等。
渐进的改革，初期主要是放权让利。放权的过程，是行政次序的松动，结果却使其加强。基层单位的管辖权被固化，模拟独立产权，自由度扩大，模拟市场主体，从而部分地参与新轨市场，在旧轨范围内模拟市场，包括一个证券市场，以政策市著称。一些行业甚至出现再国有化的逆潮。
直到今天，民企从国有银行贷款仍非易事。但这是因为行政而非政治次序。政治次序在文革时达到顶点，到80年代中期已经衰弱。就是那个年代，外资和民资不存在，计划经济一统，实际上也是以行政次序为主。
首先，市场中的投资是两个独立主体的契约。但中国经济的旧轨，无论怎样逼真模拟市场，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国企和国有银行属于同一主体，国企融资是把左手的钱放右手。但民企是另一个主体。美国没有这种政治次序，或者次序正相反，联邦政府同样执行繁琐的公共采购程序，但内部调配资源便捷地多，其次，按行政级别分配融资额度，国企有级别，民企没有。
最后，银行是对企业个体放贷。即使民企整体有效率，不代表个个有效率。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发展了复杂的绩效和风险控制体系，熟练的团队，甄别客户，还借助证券市场、征信等外部机制。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些都是空白。国有银行收益没有概念，但损失明显。国企已有完整的拨款和统计流程，信息相对透明，民企管理尚不规范。基于上述的格雷欣法则，银行也会倾向前者。
中国民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双轨都有交集，甚至就是两个群体。90年代民资相对增长，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次序松动，而是三个趋势的叠加，新轨一个：与海外的宏观“利差”下降，民企的微观管理提升。
旧轨两个，一个较正面，模拟市场，国有银行学习投资，都有进步，提升旧轨企业包括民企的效率。另一个负面：民企和行政体系相互渗透。其中一些方式合法：争取官方荣誉，与行政体系建立商业联系，民营企业家加入政协，等等。非法方式报道很多，在此不赘述。即使合法方式，因而获得更多资源，相应压抑次序更低的企业，激励民企整体在这种“公关”上耗费大量资源。
中国同样经历这个进程，但延后和缓解，因为有新轨。关于双轨制的研究，多强调双轨的冲突，但这个案例，双轨是互补的。旧轨全面摸拟本土新轨市场，效率的提升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模拟海外市场，仅仅模拟市场的技术结构。这个效应，和新轨一起，缓解了民资的冲击。
单一计划经济如果单纯地自由化，只能转型混合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混合模式下，民企不是作为整体与政府立约，而是以个体，如同国企那样，依附个别官僚机构。宏观结构和单一模式完全相同。当外企参与公共采购，被揭露多起贿赂丑闻，有理由相信没揭露地更多，俘获个别机构，也被这个体系俘获了。
这样的民企也不可能像教授以为的硬预算约束。单一模式下，收支两条线，意味着激励也软，一定程度缓解软约束的弊端。但混合模式下，激励变硬，约束仍然软，因而恶性扩张，比单一模式更坏。局部短期效率的提升以损害整体长期为代价。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天文赤字，东南亚金融危机前韩国和东南亚企业数倍于资产的负债，都是这样产生的。
私有化也不是受阻于政治次序。各级官员其实很有积极性，即使不能化公为私，将国资转成流动性更高的股权和现金，也能扩大自由度，减轻管理的责任。最初“模拟”管理层收购(MBO)，其实是按行政级别私有化。舆论哗然，又转向外资并购。看上去验证了教授的依赖理论。
关键在于定价。外资有成熟的定价实践，再次显示官僚机构对程序的迷恋。但以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代表，仍倍受非议。外资只能确定当期价值。所有国企，总能追溯到一个时点，无偿划入资源，换言之，没有支付历史成本。如果只是模拟独立产权，可以搁置。但私有化意味着完全分离，必须付清历史成本。技术上不可行，外资也没有这样的经验。考验中国改革者的创造力。
教授贬低中国的同时推崇印度，当然角度还是错的。印度获得更多的合约，这很大程度反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差异，没有推动本土市场演化。印度经济也存在双轨制。中国的双轨都是现代的，印度却一个后现代，一个古代。双轨之间不冲突也不互补，而是远离。教授这样的西方观察者，更容易看到前者。
还显示学科分割多么严重。现实中的经济整体被分成宏观和微观，再细分成200个小学科。教授迷失的地方，对管理学、政治学，却是基本的常识，也能被历史的长视角穿透。如果教授对上述领域有所涉猎，也许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不停地在一个误解上堆砌另一个。
如果换我作这个课题，不会围着改革时期的外资打转，功夫在诗外，会先多花点力气研究计划经济，再和三个参照系依次比对：转型起点相近的东欧国家，文化相同的工业东亚，美国工业化早期的英国投资，最后这个看上去差距最大，实际上反而可能最接近中国大陆与ECES投资：同文同种，投资来源地市场容量相对小，资本存量大。我们猜测，美国历史上有段时期也“依赖”英资。
不应轻率地评价作者个人包括动机。但本书多处“为赋新辞强说愁”，教授接受媒体的采访，也透露了一些线索。教授对父亲，一位老革命者，怀有复杂的感情：年轻时可能如其他儿子一样叛逆，父亲听到苏联解体，心脏病发作，不久离世。这些都使教授潜意识抵触父亲的信仰，并诱导了本书的思路。
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政治宣传品。日裔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也是。耐人寻味，威权社会后代移民西方，往往比东道主更虔信其价值，就像文革时“黑五类”子弟往往更“革命”。教授批评父亲是教条主义者，但他不过是另一种教条。父亲的信仰是为了改造世界，他却是为了批判。
也暗合儒教思维，教授21岁才离开中国。儒教不同于其他道德体系，规定底线，消极的善。而是规定上线，积极的善，所谓君子。但积极的善要求动机和能力双高。造成儒教徒一种恶习，设立能力达不到的标准，道德审判他人。因而迷信精神万能。本书即暗示乐观的解决方案，只要撤消政治次序，一切都会好。
我们讨论的历史在继续。习惯称为资本主义，并不准确。资本只能带来增长而没有发展。真正重要的是人和人的联系，只是长期被资本的稀缺掩盖。近期的金融危机，可能标志资本主义衰亡的开始。盖棺论定，才能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宏大运动。
中国改革尚未成功。模拟的立约和市场，终究不是原型，当然原型也有其它可能。正如计划经济的历史，有迹象新模拟也即将见顶。金融危机更使其提前。改革如果还要前进，必须并轨，清算历史，与企业整体立约。前30年改革、前170年革命的积累，我们持有谨慎的乐观，能破解后来者的诅咒。
2009.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