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17, 2007

蓝长平二之盲人摸象

蓝长平二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四个Idea:蓝海战略、长尾理论、世界是平的,web2.0。把它们相提并论,不是因为都正流行,前三个还出了畅销书,依我看,是在说同一个事物,就是商业的未来。但可惜也都如同盲人摸象。这头商业大象尚未定型,我也只能说个概貌:消费者以web2.0的方式,聚合成众多细分市场,即长尾。厂商则分成两类,参考IT业的代工模式,一类向特定的细分市场提供差异化价值,一类向差异化厂商甚至最终用户提供低成本的模块,两类相加即蓝海。越来越多模块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看上去世界变平了。

而在从前,大部分厂商压制差异化来生产低成本价值,即红海。没有<蓝海战略>说地那样不堪,而是由技术推动制造,再营销大众市场,潮起潮落。少数厂商生产昂贵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可以称为蓝澡盆。生产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充当原料产地,国际分工结构如同金字塔,世界是尖的。

当低成本价值逐渐饱和,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大众产生了差异化需求。信息技术进一步降低成本,是为web1.0。然后开始革命:消费者获得“网聚人的力量”和同道中人横向连接,将大众市场细分,“我能”表达需求和厂商纵向连接,推动厂商改造组织和流程,实现“随需应变”。此前生产也逐渐模块化,从而能将低成本价值外包,也包括离岸外包,同时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提升,直至差异化。外包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增加模块种类,蓝海才有可能。最初仍然采取“技工贸”传统流程,随着需求的纵横捭阖,转向“贸工技”,蓝海才最终实现。当然这里的贸易绝非搬箱子那样没有技术含量。

两个流程完全是反地,如同倒立飞奔。郭士纳所著<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书记述了IBM从硬件转型服务的艰难历程,硬件和服务分别是企业计算市场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价值。PC分销厂商复制戴尔的直销模式,会先和自己打架。不过戴尔虽然是贸工技,却仍然提供低成本价值。

看看这四个Idea都摸到了哪里。

撰写<蓝海战略>的两位天才教授观察到厂商低成本差异化的现象,却声称只需将原有的低成本价值拆东墙补西墙,而不是开放和颠覆企业。能看到独特的风景,是因为骑在大象背上,而不是那些骑驴的人没有赶象的小棍,或者从前的管理者和教授全都是战略白痴。这太可笑了。 低成本,正是两位天才教授极力否定的结构主义:“系统层面的变化是由市场结构的外部因素诱发的……”差异化,正是他们极力鼓吹的重建主义,只能说心虚。“超越产业竞争”更是春秋大梦,正相反,差异化市场的门槛为零,低成本厂商超然局外,一视同仁。而“开创全新市场”也要抱团的消费者需求先行。

<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几乎观察到全部的现象,但在“丰饶经济学”的思维定式中陷得太深,误以为成本低到极点,就是差异化。他摸过旧大象的小尾巴,消费者被厂商拖着走,当他摸到新大象的长鼻子,消费者已反客为主,仍然以为是条尾巴。

其实传统厂商从未放弃过细分市场,而是放弃产品的个性,侯宝林有个段子讲卖布吆喝,不论高矮,全给扯二尺。差异化则讲究量体裁衣,长尾的“短头”并非相对缩小的大众市场,而是较大的新兴细分市场。传统小厂商上网降成本,还是没个性。“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消费者买得起也远远不够,更重要地是,愿意为贴心的产品付出金钱和精力,并和同道中人热烈交流。“生产工具的普及”,“业余生产者”,“集体生产的力量”,“声誉经济”,“不是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等等,都本末倒置。也不必为长尾中的“垃圾”产品辩护,只要是按需定制,只能说这个人垃圾。

“eBay还算不上一个完美的长尾市场……为什么没有亚马逊那样的推荐系统、产品评论、价格和等级排名以及其它形式的过滤器?”我认识两个淘宝卖家都只卖自己喜欢的衣服,世上还有什么过滤器比人好用?其实亚马逊才不完美,公认属于web1.0阵营。安德森和这个案例贴得太近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eidman)观察到了低成本价值的国际竞争,但无视差异化而夸大了竞争,这也不能削平反而拔高国际分工的金字塔。他发现美国大象和第三世界小毛驴的脚底板都着地,就兴高采烈地宣布:世界是平的。但我们这些骑驴的人只会往上看,发现骑象的人脚底板比我们头项都高。

真正的平仅存于某些新兴市场,如中国的门户和搜索。环球同此(生产和消费差异化价值)凉热,还是很遥远的事。政治,即财富的分配,在国际和国内,都总是不如经济,即财富的生产那样平。经济越平,反而可能和政治的落差越大,也就越适合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高手玩漂移,同时把别人挤到沟里去。

Web2.0定义模糊倒不碍事,重要地是商业模式。参考豆瓣始终盈利,是与web1.0网站分成,再早还有“鼠标+水泥”的说法,可知很多Web2.0网站只摸到两根象牙,甚至拿一根冒充两根,但都脱离大象的身体,反而不能卖钱。他们很苦恼,但还是沉迷于象牙加工技术。也许应该试着养一头长象牙的大象。为什么叫它们Idea,而不是理论什么地,论名字,都是在描述某种现象而非本质,万有引力定律就不叫苹果下坠定律。论内容,都过于迷信技术(战略是商学院的传统技术),局限生产而不是消费和分配的视角。论态度,都缺乏冷静的观察而迎合了变革时期躁动的心理。

<蓝海战略>给平庸的经理人、<长尾理论>给惨淡的小企业,<世界是平地>给贫困的发展中国家,web2.0给烧钱的网站以廉价的幻想。幻想一定会破灭地。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2007.1.12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

商学院何以不重商

新年伊始,<商业周刊/中文版>发表了理查德·施马伦西(Richard Schmanlensee)的文章<商学院何以不重“商”>,讨论的由头是“最近很多批评人士认为MBA课程片面强调分析(做什么)而忽略了管理(怎么做)”,作者的身份是麻省理工(MIT)斯隆商学院院长,都很敏感。但细读这份“检讨”,未免避重就轻。最了解你弱点地是对手。管理学怪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始终看MBA教育不爽,写了一大本<管理者而非MBA>,就要尖刻地多,还创立与之竞争的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IMPM)。但院长做出如下判断,“很多人愿意也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都和我一样,并不是很确定该怎么做。”

参考该书,不只是最近,这种争议贯穿管理教育史。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个本科项目的创建者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就批评当时学院盛行的“从实践中学习”。此后不断涌现“老笑话说MBA就是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一类的意见,但从来也没能阻挡MBA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

在院长看来,罪魁祸首是现有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而不是实践研究。明茨伯格则痛斥商学院内部的条块分割,“……从事的是突出专业,而不是归纳综合,关注的是商业职能,而不是管理实践。”显然这种绩效也功不可没。但两位高人都没想到还是不敢得罪客户:难道一百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公司和MBA毕业生在实践中没发现这个问题吗?

假定公司发现了,并从此削减对MBA的招聘,以及现有MBA加薪和提升的机会,即使公司都被骗过了,部分MBA凭着天赋和运气上位以后,引以为鉴,也不肯提携晚辈,但能够忠告亲戚朋友的孩子,那么商学院招不到人,也拉不到赞助,早就关门大吉,更不可能让学术论文称王称霸。

我们不能低估这么多人的智慧,只能猜测他们并不觉地这是个问题。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难道公司的绩效评估也不强调实践,不是真金白银的硬指标吗?股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管理重实践,才导致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脱节。

正如明茨伯格所说,管理学不能像工程学一样“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被人传授”,但人力资源工作就要求在实践之前情境之外选拔管理人才。即使已有相当的实践,也未必适合本公司独特的情境,更不用说MBA招生要求最低两年工龄,能深入实践和情境到什么程度。怎么办?

退而求其次,不妨这样想,只要公司重金以求MBA,聪明人必然趋之若骛,聪明人也更可能实践出真知和适应情境。先有入学考试,再在课程中强调分析,高难度的智力测验层层选拔,最后剩下的一定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当年唐太宗看着大堆科举士子,很happy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相应,激烈的入学竞争、两三年时间和大把银子的高昂成本,让有志于管理但天资稍逊的人望而却步。与其说是学费,不如说是营销费用。两年工龄也另有深意,未必能积累多少实践的经验,但足够培养自知之明,有没有实践的潜力,进一步排除掉那些高分低能的聪明人。

这第二种机制的逻辑在于,管理者最终还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有种说法,MBA文凭的价值集中在最初3-5年内,然后逐渐衰减。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主要承担各种强调分析和突出专业的工作,之后才有机会真正意义地管理和归纳综合。可以视为商学院和企业分别提供管理初级和高级教育。

也显示现行商业体制的条块分割。某大型航空公司的高管说:“每当我们遇到问题,就会建立一个部门来处理它,如果你想看看我们这些年处理过的所有问题,那就看看我们总部有什么部门吧!”明茨伯格用这个例子来嘲笑商学院同样失败,可这难道不正是其成功之处吗?用管理的行话,叫“客户导向”?

看起来矛盾,条块分割正是为了协同,以一种机械的方式。重分析轻实践也有相似的作用。历史学家黄仁宇描述明朝的官僚体系向最低效的部门看齐,显然分析比实践更容易量化和趋同,分析出众的团队胜过实践的孤胆英雄。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学术,论文按篇好数。

院长“不是很确定”是很谦虚,因为问题早已超出商学院。而IMPM项目也许更“实践”,难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但肯定编不出更高明的智力测验,也就不能让公司开出更高薪,也就引不来聪明人。毕业生还是要从分析做起却学艺不精,也没有规模效益,能和MBA们协同。因为成功所以失败,明茨伯格精神可嘉。

院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学生直接从有实践经验的教授那里获得更多商业知识”,举出的例子却是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斯隆商学院开讲<赢>,小商学院就甭想了,即使斯隆商学院,也不太可能请到第一CEO做专职教授。这也像一个营销行为。

或者可以聘请那些有经验不著名的管理者。但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多半会执行双重标准,他们假装不知道MBA们在商学院学不到实践,但不会承认管理者在商学院执教可以算实践的资历,那么事业处在中途的经理人就不会半路出家。当然,现行学术体系也容不下他们。

两位高人对这个问题较真,其实还是重分析轻实践的思路。别的批评者多半也和学院沾边。他们执着于商学院的理想模型,该做什么。经理人就只考虑给定脱离实践和情境的前提,该怎么做,而不会自寻烦恼。就像职业杀手,从不关心目标该不该死,雇主是什么动机。一直以来整个体制不是运行地很好吗?

但就像王家卫电影<堕落天使>的对白,“杀手也有小学同学”,在这个完美的秩序中总有一些游离的人和思想。明茨伯格始终叛逆,或者有改朝换代的雄心,而施马伦西即使做到闻名遐迩的斯隆商学院院长,可谓体制化到项点,还是不由地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耐人寻味地是,文后注解院长开春即将离职。也许他对体制的弊端早就心知肚明,直到此时才敢开诚布公,甚至他游离的想法和作法遭到了学术体系的惩罚。但这短短的一篇纸,就像很多商学院的案例,提供的信息太少。在此祝施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从来并非永远如此。还是客户导向,如果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中小企业,MBA更多地创业而不是就业,一开始就深入实践,必须向市场而不是上级和人力资源经理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商学院为了生存,就必须改变一百多年来的积习。

在电影<黑超特警>中,外星人管理局安排了别开生面的招聘测试。纽约警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提问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一同参加测试的军队精英马上举手,我知道,要做“best of best”。很搞笑。史密斯最后被录取了。

2007.1.10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

Jan 16, 2007

组织新来的年轻人

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Wilson)所著<官僚机构>开篇引用了一个经典案例。1940年,德军在六周内就击败英法联军,开创“闪电战”的神话。但深入的研究指出:战前联军拥有兵力和装备优势,获得了较充分的情报,德国高级将领认为作战计划“超越合理的极限”,关键的战线是由步兵而非坦克和飞机突破地,等等。关键的差异在于组织。法国步兵12人一班操作重机枪,其中只有3名步枪兵,训练也较差。德军步兵班则分为两部分,7人突击组配备步枪或冲锋枪,另外4人操作轻机枪跟进掩护。在战术上分别利于防御工事和机动冲锋。为了执行这样的战术,德军“任务导向的指挥系统”赋予前线军官极大的行动自由。

也决定了新技术,法军将坦克分散掩护步兵,德军则集中使用装甲部队扩大步兵的战果。以及战略,法国耗费巨资在边界修建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几乎将陆军全部装进工事。但德军大迂回绕过防线北端,从阿登山区突入。当法军仍然坐等德军冲上来被机枪横扫的时候,巴黎陷落了。

这是出自哪些天才和白痴的设计?传统的会战集中大规模步兵正面突击,但在一战中西线开战不久,这种战术就被主要由战壕和机枪构成的防御体系粉碎,双方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一无所获。是这段战史塑造了法军,以后的政治家和将领都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加以彻底重组。但一战德国失败了,证明经不起消耗,军队大部分被解散,纳粹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能够采取灵活的架构。今天的管理者也经常会像当年的法国将领们一样蒙羞,他们不乏规划战略的智慧,已经拥有,也可以新招募相当数量合格的员工,但很少有机会亲手创建,多半继承现成的组织,也就限定了技战术和战略发挥的空间。当组织已不合时宜,失败简直是一定地。

管理学者从不否认要根据环境来制定战略,往往更多地指外部环境,即市场。但市场于竞争对手一视同仁,而且通过战略差异化可以转换市场,如果定义手表是计时工具,那就跟怀表竞争,是玩具,那就跟Hello Kitty竞争。但内部环境,即组织却总是存在重大差异,难以回避和改变。

这难道不是“组织创新”的机会吗?往往穷极才能思变,但正如宏碁创始人施振荣评价国际并购,恶化的速度总会超过改善的速度。临危受命也接受了改组的权力,但组织是集体的产物,个体却是组织的产物,权力越大,受组织的潜移默化也越大。即使改组有所进展,成本之高,也许还不如另起炉灶。

事实令人沮丧。经济学假定企业是个生产函数,这边投入一个数字,那边就产出一个。管理学的各项主题,除了组织行为以外,大都假定和组织无关,或者能获得相应的组织支持。咨询公司假定好的经理人,当然还有咨询顾问放之四海皆准。这些假定要么过于简略,要么根本就站不住脚。

相比组织悠久的历史,企业十分年轻。罗马人除了组织几乎没有发明什么,成吉思汗只用十余万战士就横扫欧亚大陆,但很快被各民族同化。无形的东西也有形地存在,使徒保罗(Paul)创建了基督教会,儒教的教会是官僚体系和家庭。进入近代,新教各宗的组织也是新地,而中国的政府组织几乎完全重建。一战于1918年结束,时隔22年,曾经成功的组织遭受了惨败。如果从1984年城市改革算起,中国当代商业史,也是商业组织史到现在也是22年。很多中国企业正面临法军1940年那样的危险,同时给其它企业,可能是本土企业,也可能是外企,创造某种神话的机会。

中国企业程度不同地继承了计划经济下的各种组织。基于计划经济的特点,加之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化管理的色彩,更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的组织形态。也就不奇怪,中国企业大多像一战中的攻击方,采取人海战术,不计牺牲地冲锋。区别在于,这种战术在低端市场总能战无不胜。

但当他们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却发现,在更加技术导向的市场,遭到重机枪的无情压制,在更加客户导向的市场,缺乏德军的机动性。不但无法维持从前的攻势,在手机这样一些行业甚至丢掉了大量份额。我们看到了很多加强重机枪和机动性的努力,但至今乏善可陈。也许需要从班一级改造组织。

除了计划经济的组织遗产,很多中国企业都带有企业家浓厚的个人色彩。22年风云,廉颇老矣,最近就出现一波接班的浪潮。这是对他们创立的组织生命力和适应性的严峻考验。如同在壁砖上作水彩画,大雨过后,水彩将被冲走,只有壁砖留下来,也可能掉下来。

很多中国企业还对“企业文化”推崇备至。但就像组织中的个体一样,集体意识也是特定组织形态的产物。当年的法军即使能培养出进取精神,也很难移动重机枪,或者集结较弱的1/4兵力,没有火力掩护去迎战德军。这些所谓文化唯一的价值就是催眠企业战士不辞劳苦,勉强维持低效的商业模式。部分中国企业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和西方企业组织上的差距,虚心学习,甚至提出“先固化,再优化”。但这是否能取代或整合现有的组织而不会激烈冲突甚至反而被同化?而且西方企业因市场、技术和历史的不同,组织形态多样,并随着环境而变化。但目前好像只在学IBM。

西方企业也未必不会出现1940年那样的戏剧性。各种组织形态总是能追溯到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铁路公司。被形象地称为金字塔组织,曾经越长越高后又逐渐降低。会计事务所等知识型企业的组织历来和制造业不同。新兴的网络公司,更出现一些无法归档的组织创新。

例如Google的员工可自由编成研发小组,申请资源,相应管理层次也很扁平。这种研发体系失败率很高,但适合开放多变的搜索市场。其竞争对手微软的组织更集权一些,但又比更早的IBM和HP灵活。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见微知著,学者们对网络型组织提出了多种预见。中国企业也要与时俱进,活学活用。

近年中国企业还进行一系列国际并购,也许之前过于关注品牌和技术收益,而忽略组织资源可能是负债。手机行业是并购的高发区,后来也是重灾区。可以注意到手机从商务通信重新定义为消费电子产品,欧洲手机厂商自此渐呈颓势,其组织可能反而落后于中国企业。

联想是个很独特的案例。依托中科院计算所的组织成立企业,倪光南的出局宣告从技术导向的组织转向市场导向,杨元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PC分销组织。2005年并购IBM PC部门,之后又挖角相当数量的戴尔高管,是否会按戴尔模式重塑联想的组织。时间将证明这几种组织基因能融合出什么新物种。

PC尚未重新定义过,这也许可以解释联想并购IBM PC业务至今相对顺利,文化差异没有并购之初很多负面观点强调地那么大。此前作为IBM唯一面向个人而非组织用户的业务,反而和整体存在组织冲突。最近戴尔有点小麻烦,PC业的世道也要变了。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生动地描述了年轻人加入成熟组织时的困惑。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商业组织群体新来的年轻人,以及中国企业新来的年轻人,特别是85年后生人,也要经历困惑,然后长大。

2007.1.5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