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扯淡: 商学院何以不重商

新年伊始，<商业周刊/中文版>发表了理查德·施马伦西(Richard Schmanlensee)的文章<商学院何以不重“商”>，讨论的由头是“最近很多批评人士认为MBA课程片面强调分析(做什么)而忽略了管理(怎么做)”，作者的身份是麻省理工(MIT)斯隆商学院院长，都很敏感。但细读这份“检讨”，未免避重就轻。最了解你弱点地是对手。管理学怪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始终看MBA教育不爽，写了一大本<管理者而非MBA>，就要尖刻地多，还创立与之竞争的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IMPM)。但院长做出如下判断，“很多人愿意也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都和我一样，并不是很确定该怎么做。”

参考该书，不只是最近，这种争议贯穿管理教育史。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个本科项目的创建者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就批评当时学院盛行的“从实践中学习”。此后不断涌现“老笑话说MBA就是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一类的意见，但从来也没能阻挡MBA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

在院长看来，罪魁祸首是现有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而不是实践研究。明茨伯格则痛斥商学院内部的条块分割，“……从事的是突出专业，而不是归纳综合，关注的是商业职能，而不是管理实践。”显然这种绩效也功不可没。但两位高人都没想到还是不敢得罪客户：难道一百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公司和MBA毕业生在实践中没发现这个问题吗？

假定公司发现了，并从此削减对MBA的招聘，以及现有MBA加薪和提升的机会，即使公司都被骗过了，部分MBA凭着天赋和运气上位以后，引以为鉴，也不肯提携晚辈，但能够忠告亲戚朋友的孩子，那么商学院招不到人，也拉不到赞助，早就关门大吉，更不可能让学术论文称王称霸。

我们不能低估这么多人的智慧，只能猜测他们并不觉地这是个问题。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难道公司的绩效评估也不强调实践，不是真金白银的硬指标吗？股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管理重实践，才导致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脱节。

正如明茨伯格所说，管理学不能像工程学一样“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被人传授”，但人力资源工作就要求在实践之前情境之外选拔管理人才。即使已有相当的实践，也未必适合本公司独特的情境，更不用说MBA招生要求最低两年工龄，能深入实践和情境到什么程度。怎么办？

退而求其次，不妨这样想，只要公司重金以求MBA，聪明人必然趋之若骛，聪明人也更可能实践出真知和适应情境。先有入学考试，再在课程中强调分析，高难度的智力测验层层选拔，最后剩下的一定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当年唐太宗看着大堆科举士子，很happy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相应，激烈的入学竞争、两三年时间和大把银子的高昂成本，让有志于管理但天资稍逊的人望而却步。与其说是学费，不如说是营销费用。两年工龄也另有深意，未必能积累多少实践的经验，但足够培养自知之明，有没有实践的潜力，进一步排除掉那些高分低能的聪明人。

这第二种机制的逻辑在于，管理者最终还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有种说法，MBA文凭的价值集中在最初3-5年内，然后逐渐衰减。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主要承担各种强调分析和突出专业的工作，之后才有机会真正意义地管理和归纳综合。可以视为商学院和企业分别提供管理初级和高级教育。

也显示现行商业体制的条块分割。某大型航空公司的高管说：“每当我们遇到问题，就会建立一个部门来处理它，如果你想看看我们这些年处理过的所有问题，那就看看我们总部有什么部门吧！”明茨伯格用这个例子来嘲笑商学院同样失败，可这难道不正是其成功之处吗？用管理的行话，叫“客户导向”？

看起来矛盾，条块分割正是为了协同，以一种机械的方式。重分析轻实践也有相似的作用。历史学家黄仁宇描述明朝的官僚体系向最低效的部门看齐，显然分析比实践更容易量化和趋同，分析出众的团队胜过实践的孤胆英雄。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学术，论文按篇好数。

院长“不是很确定”是很谦虚，因为问题早已超出商学院。而IMPM项目也许更“实践”，难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但肯定编不出更高明的智力测验，也就不能让公司开出更高薪，也就引不来聪明人。毕业生还是要从分析做起却学艺不精，也没有规模效益，能和MBA们协同。因为成功所以失败，明茨伯格精神可嘉。

院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学生直接从有实践经验的教授那里获得更多商业知识”，举出的例子却是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斯隆商学院开讲<赢>，小商学院就甭想了，即使斯隆商学院，也不太可能请到第一CEO做专职教授。这也像一个营销行为。

或者可以聘请那些有经验不著名的管理者。但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多半会执行双重标准，他们假装不知道MBA们在商学院学不到实践，但不会承认管理者在商学院执教可以算实践的资历，那么事业处在中途的经理人就不会半路出家。当然，现行学术体系也容不下他们。

两位高人对这个问题较真，其实还是重分析轻实践的思路。别的批评者多半也和学院沾边。他们执着于商学院的理想模型，该做什么。经理人就只考虑给定脱离实践和情境的前提，该怎么做，而不会自寻烦恼。就像职业杀手，从不关心目标该不该死，雇主是什么动机。一直以来整个体制不是运行地很好吗？

但就像王家卫电影<堕落天使>的对白，“杀手也有小学同学”，在这个完美的秩序中总有一些游离的人和思想。明茨伯格始终叛逆，或者有改朝换代的雄心，而施马伦西即使做到闻名遐迩的斯隆商学院院长，可谓体制化到项点，还是不由地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耐人寻味地是，文后注解院长开春即将离职。也许他对体制的弊端早就心知肚明，直到此时才敢开诚布公，甚至他游离的想法和作法遭到了学术体系的惩罚。但这短短的一篇纸，就像很多商学院的案例，提供的信息太少。在此祝施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