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豆瓣推出广场,同时,用哲学的术语,扬弃首页和九点。此举引发一些争议。我也有情绪,首先,多次上过首页,作为既得利益者,本能地反对改革。其次,很多友邻去了其它广场。因此我下面的分析可能不够客观。
<豆瓣的去中心化1>中就提出了问题:“完全没有广场地带的豆瓣会让我们的视野受限于个人已有的兴趣和朋友的圈子兴趣;而一个所有人共享的广场也正在变得无用。”2相当于改革宣言,给出了答案:“四个广场,给四个不同的人群。你自己喜欢哪个,住进去就好了,别的广场你可以无视。”
豆瓣被公认为长尾理论和web2.0的实践代表。在豆瓣<长尾理论>主页上,豆瓣创始人阿北的评论排第一。这两个流行话题国内都有小圈子。但在我看来,这本畅销书和这些圈子存在很多误解。尤其迷信技术万能,忽视人的因素,后者更难量化和观察。参考拙文<蓝长平二之盲人摸象>
比如去中心,不是目的,甚至手段也不是。去地是生产者中心,不立不破,更重要地立起消费者中心。长尾是政治(权力转移)而非经济(成本降低)问题。也不存在什么细分,每人都是一个市场。消费者中心也无中心。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应该分析亚马逊的单人购买组合,而不是单书销量。后者只是前者的影子。
消费者能夺权,因为获得发布和分享信息的平台,是为多元一体。这种一体也可以视为某种中心。技术的方向,在于发展这些消费者平台,而不是各种厂商过滤器。安德森竟然认为eBay不如亚马逊,因为没有过滤器。实际上有,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用的,人肉过滤器。
现在回到广场。此前上首页主要依据推荐和回复数。无论对豆瓣还是作者,都可以视为一种生产者中心。伴生很多问题,如人情票,小众评论被埋没,很黄很暴力却上榜,还一度被<功夫熊猫>占满。但一分为四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转为消费者中心?当年垄断的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有海外评论家称:把一根香肠切成四段,它还是香肠。
为什么四个、这四个,是“借助热点算法,最受豆瓣成员关注的内容将自动出现在广场里,定时更新。”我不懂技术,不过可以想象,豆瓣服务器的数据转成三维图,是座四峰的山脉。这会给人,有决定权的人,错觉,似乎把山谷割断,四峰将长地更高。很成疑问。而且如果换成某个山谷用户的视角,他自己是峰,别人是谷。实际上割断了他的山锋。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两个人关注的信息和人完全重合。以任何方式分组,都会将一些人的一些关注分在外面,一些不关注分在里面,“可以无视”地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除非像脑筋急转弯,炒一颗红豆一颗绿豆,一下分开。但失去分组的意义。广场显然也不能避免这种分裂。四个广场都有关注的信息和人。现在不无视也得无视,但人们长远不会无视自己未满足的需求。
“完全没有广场地带的豆瓣会让我们的视野受限于个人已有的兴趣和朋友的圈子兴趣”,所以应该不完全有,受限于算法?广场有噪音,但也有规模效益。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设计者显然期望四个广场日渐差异化。但基于关注分裂和规模效益的原因,我们猜测反而会趋同,至少前三个会,被切掉的山峰重新长出来,当然因为初始用户群设定,可能比主峰低。而城市广场可能差异化,却是变成孤芳自赏的精英小圈子。而所有的峰值都比分裂前低。
“一个所有人共享的广场也正在变得无用”,错不在一个,而是共享方式。可参考真实的广场。前首页相当于千篇一律的导游图。但旅游者有自己的视界:越近的景物越大越详细,越远越小越粗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近各不同。取决于不同的观察位置,并随着移动变化。但广场始终只有一个。
个人意见,豆瓣的广场管理者不该筑墙,而是修路,或提供观光车,或某种鹰眼式的工具。鹰在高空盘旋,先用低分辨率、宽视野的视网膜外围,在广阔的原野上搜索目标,再用高分辨率、窄视野的视网膜中央,仔细观察可能的猎物。军工即模仿这种原理改进机载雷达。
我不懂技术,不过可以想象,综合豆瓣全体用户的行为,编成这样一座数据广场:每个“非人主体”,包括书、碟及其评论,活动、小组赋予一个静态位置。用户则赋予动态位置。首页分若干栏,依次显示的标题越多,内容越简略,更新越快。以此模拟近中远景。
每个人的初始位置取决于他此前的活动。当从首页进入某页,相当于在广场移动,首页随之变化,如此往复。景物位置取决于全体用户,鲁迅先生在<故乡>中写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卞之琳在<断章>中吟诵:“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某豆友说,书评的价值在于,前人上当,后人乘凉。这样的广场既是“所有人共享”,也是独一无二。
2007年一直学习文明史,商业文明起源的关键,就和本文主题有某种共通之处。古希腊人最初像所有的民族一样,按血缘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组成胞族,胞族组成部落、部落联盟。血缘,从而个人与集体的映射也是唯一和固定的。
但随着工商业发展,交易取代血缘成为社会基本关系。却是多元和流动的。人们以任何方式编组,都会将一些交易关系和对象分在组外,政府没有管辖权。同时将一些无关系之人编在组内。编组本身也不稳定。
雅典经历了三次改革,前两次尝试更灵活的编组,分别按职业和财产数量,都没有最终解决问题。有点像豆瓣的九点和广场。第三次彻底放弃编组,转而以地界确定管辖权,民众按居住地注籍,宣告成功。因为地是不动的。历史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2008.8.18
黄阿狗32岁还在卖花圈,大宝来找他:“32是男人的一个关口。你32我也32,李小龙就过不了32。你下半辈子是龙是蛇,就看有没种跟我搭档去湛江。”所谓关口,只是市井之徒迷信数字,不过参照职业周期也误打正着。根据经验,职业生涯一年、三年和十年前后是转折点,具体时间视个人情况而定。
阿狗开始质疑大宝人品,兄弟一千多块也骗。世纪组合吃饭按摩,纷纷逃单推账,这么小的担当都没有,更不用说合作大事。第一种命运众人去湛江,最终全军尽没。第二种命运阿狗没去湛江,在机场偶遇小猫,被拉到台湾。小猫接了五湖帮的杀人买卖,但怕地要死,他没有胡吹,需要而不是利用阿狗。最终花开富贵。人们经常遇到这两种“引路人”和合作伙伴,利令智昏而选择前者。
1897年,少校艾伯温·斯威夫特(Ebwin Swift)以一本法语版的普鲁士兵书为蓝图,创建美国陆军决策体系,沿袭至今。但在哈伯特看来,法国人和美国少校都曲解了德军的决策思想,更注重方法,原著强调地是结果。
翻译和理解偏差是常事,但百年来两军交流频繁,两次大战是对手,冷战是盟友,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并纠正这种“曲解”?中国评论员可能也注意到自己的倾向性,只是泛泛道“从近几年的战场表现看,美军似乎没有被这种决策模式拖累”。
近年来全球商业转型,美国大企业,以GE和IBM为代表,变革相对成功,欧洲以西门子为代表,则比较艰难。我们猜想与两种决策体系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式体系必然集权,来自基层或外部的CEO能强力推进变革。德式体系分权,战术上灵活,变革却迟滞。
唐太宗有两个宰相,房玄龄多谋略,杜如晦善决断,配合默契。这就是成语“房谋杜断”的由来。传说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谈他用人之道:人有聪明和勤奋两种品质:聪明勤奋地,可以当将军。聪明懒惰地,可以当参谋,愚蠢懒惰地,可以当士兵,让做什么做什么。愚蠢勤奋地不能要,只会坏事。
<少数派广告>的作者,曾任电通创意副总监的王峥认为,广告最原始的力量就是:重复。“收礼就收脑白金”具备一个中国大陆地区广告少见的优点:单纯。在我看来,重复更多地是在战略,不用说重复自己,竞争对手的广告卖点也高度雷同,废话,不雷同就不叫竞争对手。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要年轻地多,只经历一到两个时代。但同样要面对我称为二体社会的困境。
尽管放弃西东市场,但广告所有人都能看到。看惯西式的精妙广告,很自然不屑。少数人更是愤怒,捍卫思想自由的信条,但他们都忘记,自己不是顾客。也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这是困境的另一面:只有顾客是传统地,其他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媒体、政府和合作伙伴,多属于西东社会。他们内心缺乏认同,对企业就是损失。当年国产手机异军突起,有同仁甚至怀疑统计数字,说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用地。
上述思路,还有助我们理解很多流行的商业主题:比如国际化,若连更近的国内西东市场都搞不定,又怎能迈过欧美市场更大的鸿沟?中式管理,有多少是西体中用的中用的智慧,有多少是传统的,不客气地说糟粕?中国创造,是积极开创人类史无前例的新事物,还是被动地回应西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