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10之死

运-10是中国研发的第一种大飞机。1970年8月立项，代号708工程。基于自主开发，对波音707有所借鉴。1975年6月完成设计图纸，仿制出涡扇-8发动机。1976年9月下线1号机，1978年11月通过静力试验。1980年9月试飞至1984年飞行超过130次170小时。1986年因财政部否决追加投资而终止。

此后航空工业屡败屡战，限于为国际厂商代工，更凸显运-10的悲剧。这不是个案，在中国众多行业普遍存在，统称“运-10现象”。但同期还取得两弹一星等众多光辉的成就，统称“两弹精神”。军机研发的成绩介于两者之间。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在我看来，都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

关于计划经济的著作汗牛充栋，本文无意续貂。比较说明问题，当代大部分产品都出自企业，企业内部同样通过计划配置资源，历史上和计划经济是市场的双子。财富500的规模超过很多国家市场。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实并没有意识形态那么对立，亦可分别称为多计划和单计划经济。同样层层分解和汇总计划，关键的区别在最高一级，多个计划主体通过市场多对多地横向联系，还是与中央计划部门多对一纵向联系。决定了两弹和运-10的成败，军机和民机的差异。

尽管后来被赋予众多意义，708工程的正式目标是研发领导人出访的专机，树立大国形象。工程由上海统筹、第三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组为航空工业部，后一度与航天部合并，1993年6月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AVIC)归口管理。正是这两项安排，直接导致运-10的先天不足和无疾而终。

一个计划适合一个目标。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目标管理，都存在格雷欣法则：紧迫、短期收益更大、更容易界定的目标，会排挤其次的目标。

建国后长期受超级大国的威胁，核武“超杀”，比其它安全投入的回报高，核爆及当量惊心动魄。外人可能想当然，两弹一星是原子弹和氢弹，核武和航天两个工程，其实是原子弹和导弹，卫星项目侧重发展火箭，与导弹通用的运载工具，加上战略核潜艇，是构建完整核威慑力量的一个工程、天字一号工程。

同样的形势决定，在航空领域，军机优先民机，军机中作战飞机又优先支援飞机，包括运输机。都以可靠性为前提，战术性能参考外军，民机强调经济性，虽然也有“座公里成本”这样量化的指标，实际运营复杂多变。运-10受到高层关注和专用。外交无小事，当时的语境总后缀战线或斗争。专机今天看来荒唐，那个年代，却是大飞机所有可能的目标中比较容易通过的。

但未必够好。即使拉上省部级干部，专机机队也很小，不能量产就没有经济性。1976-1978年成为分水岭，中央人事、国家战略包括外交战略作重大调整。工程最初的目标无形中消失。可以树立新目标，工程团队也曾多方努力，设计一系列军民用机型，上书中央寻求支持，等等。但难以改变第二项安排。

地区差异大、缺乏技术官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国情，造就“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如苏联集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计划经济建立，短短两年后，成都工作会议开始放权给地方。1961年上收，1969年又下放。逐渐形成两级计划体制，直至今日的两级国资委。

两级体制加之同期的三线战备，造成重复建设。如果忽略条块分割，结构与市场类似。以前强调改革对计划体制的颠覆，今天可以反思其传承。相对中国小而全，苏联大而全，很多行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此后两国的市场化，却采取相反的渐进和激进路线。结果中国企业依赖地方保护，苏联企业疯狂涨价减产。

回到运-10，在这种体制中的位置很怪异。综合惯例和项目情况：大国形象、运字头和大飞机，更应该编列中央计划，却落在上海。航空工业由三机部主管，出于战备需要布局内陆，上海并无优势。

有纪录立项走过正式的流程，主席钦点上海。但其它资料显示，这也可能是游说的结果，执行也有潜规则。708又人称“王洪文工程”。王1966年还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投机运动，“坐直升机”进入中央，自知资历甚浅，急于立功。工程因此两头受气，1976年以前被赶进度，“能上天飞到北京向中央报喜就行”，挨过整的干部1976年以后恨屋及乌。

自始至终也最糟地是，抑制了投入。这是由于责权利沿计划边界严格分割。对计划内拥有不容质疑的权威，同时对计划外只能间接地影响。相比之下，市场企业对内只能经济制裁，对外订立契约，有法可依，却能广泛紧密地联系。

三机部和上海平级，虽然负有归口管理之责，该部及所属单位对708工程是计划外。上海工业基础雄厚，但计划内还有众多项目。工程团队能控制的主要是立项批转的资源：三机部、航空研究院和空军600余名科技人员，组建大型客机设计院(640所)负责研发，升级原空军飞机修理厂(5703厂)负责制造，等等。

相对工程规模缺口很大，外部资源就需要协调。先后有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地方262家单位参与。一机部和冶金部提供器材，民航调拨机务人员和1架波音707，西飞承担静力试验，等等。即使上面有人好协调，协作单位也多少有国家和专业的志趣，但务必完成本职工作，资源有限，不可能毫无保留。

1976年以后也可以寻求新的支持者，但1978年开始改革，改革初期的精神是放权让利给地方，意味着压缩中央协调的空间。工程有活动的14年间共投资5.38亿，中央支出研发经费3.34亿、基建1.75亿，上海支出流动资金0.29亿。放权让利地方一般很高兴，708工程是个例外。权已经下放，获利还遥遥无期，中央放弃的只有责任，让其自生自灭。

1980年代末国际形势剧变，南海争端凸现，军方急需远程投放能力。1989年换届，大批上海干部进入中央。可惜运-10已经无疾而终多年。模具全部销毁，2号机闲置，风雨飘摇，只有5703厂接手麦道项目得以延续。

这可能印证中国人某种思维定式：体制本来很好，只是执行坏了。如果当初落在三机部，或许成功。其实只是项目层面违背计划体制，深层正体现其精神。历史没有如果，参考航空工业再也没达到运-10的高度。结局不会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