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线，是将国土按从外部易于进入的程度划三条线，据当时文件，三线为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距海岸和陆地边境最近700公里，加之有青藏、云贵高原、贺兰、吕梁、太行、大别山等连绵的山脉环绕，是理想的战略后方。其中西部陕甘宁青云贵川七省区称大三线，此外一二线的腹地称小三线。
低成本
同样的地缘决定，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进程：今天外资和外贸主要在一线，特别是一线大城市，集中管理和研发，周边中小城市分布制造业，如众星拱月。首推京、长、珠三个三角区域。三线输出人力和资源，是内贸近年来渠道下沉的目标市场。中央分别于1999和2004年启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
全球化至今的逻辑，是最优配置资源。制造业当年追逐低成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转移到大陆一线和“四小虎”，统称东亚模式。同样的逻辑，随着这些地区成本上升，将转移到更低。
一种思路是就近转移，即小三线。中国多山，现行政区可追溯到元朝，割裂自然地理单元，相邻地区发展水平悬殊。地方政府主推经济增长，想留住企业。产业链低端对成本更敏感，向外幅射，而“月亮”不动。例如渤海圈和太湖圈的概念，可以视为京三角和长三角的放大，广东亦有产业转移粤北的计划。
但成本应该是整体成本而不限于人工。微观静态结构，小三线的交通等硬件相对落后，制度的软差距更大。加上时间维度，用驻地时长分摊搬迁成本，如果中期内还转移，就不值得。放大到中观，产业链要求共进退。如果仅将低端就近转移，只是上一次的余波，而非独立的趋势。部分纺织企业已迁至越南，但基于整体成本，相信不会推广到整个制造业，或发展水平更低的非洲。
更重要地是，驻地应该由企业自决。当年一线地方政府顺应制造业迁入的趋势，成就今天的繁荣。中长期也不可能抗拒迁出的潮流。此外，公众日益重视环保，小三线多位于水源上游。
如“大猪理论”，部分大企业已先行一步。2009年2月英特尔宣布将最早的上海芯片封装测试厂整合入成都厂，2000人转岗。同期鸿海/富士康计划将深圳工厂26万员工中的16万转入武汉、晋城等地。尽管IT产品价值密度高，运费相对低，但制造发展成熟，经历过自台湾到大陆的内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英特尔早在2003年8月宣布成都建厂，已经开始布局。近期业绩下滑和金融危机，只是加速这一进程。同样的环境，有三线建设和中西部开发的积淀，GDP高速增长30年后趋缓，金融危机重创外贸，有统计称全国约2000万民工回乡，我们预测整个制造业也将加速向三线转移。
三线建设奉行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更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被老乡戏称“羊拉屎”。虽有利战备，经济上非常浪费。1973年起重点建设重庆、绵阳、贵阳、安顺四个城市。1984年成都会议以后，三线单位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或关停并转。以史为鉴，在商言商，新一波转移将集中于三线的宝地，整体条件好于小三线。前三位的选择依次是：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成都的生活令人迷醉，可扩大为成渝地区或攀枝花三角，也是三线建设的遗产。
当时西南三线的重点工程“两点一线”，两点指攀枝花钢铁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成昆铁路。连接成渝构成完备的工业体系。成昆线全长1100公里，桥梁、隧道占433.7公里，三十万大军奋战六年，一千余人捐躯。今天也应加强三线的基建，而不限于招商引资的短期措施。成都正建设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
晋南豫西关中，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汉唐盛世的帝都。西安是四大教育中心之一。但遗迹众多，生态过度开发，迁入工业要兼顾二者的保护。河套平原历史上游牧和农耕民族反复争夺，不完全属于三线，发展潜力巨大。本人的故乡宁夏号称塞上江南，父亲也是三线建设的一员，1968年从河北调动。
巴蜀、关洛、河套还可以在各自的区位优势上，像京长珠三三角一样融合。历史上秦就是以关中巴蜀的资源兼并六国，再攻取河南地，即河套。中国铁路规划干线“八纵八横”，其中大湛(大同-洛阳-湛江)、包柳(包头-西安-重庆-柳州)、兰昆(兰州-成都-昆明)三条纵线连接上述三地。
此外，还有些沿边地区不属于三线，经济水平相当，也有一定的优势：天山南北，绿洲星罗棋布，丝绸之路曾经繁华，建设兵团打下基础，边疆和中亚稳定最终靠发展。河西走廊历史上连接关中与西域。滇西，如果未来缅甸平稳开放，可以建立面向印度洋的工业带。青藏高原虽然严酷，藏南谷地秀美，可以发展一些小而精的特色工业。
按照前述逻辑，一线迁出制造业的同时，将迁入价值链的更高级。软件外包近年发展较快，国内业界立志赶超印度。还有很多概念，例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上海争取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英特尔关闭工厂的同时，保持上海作为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并追加1.1亿美元投资。
很多一线地方政府有升级的意识，但沿用旧的手段。外包对土地和资金的需求已经不如制造业，软件民工和民工也不是一个层次，何况价值链更高级。日本长期停滞、消费电子衰落，中国台湾近年的乱象，都隐含产业战略的失位：制造业飞速转移，创新却举步唯艰，此消彼长，所谓“空洞化”，俗称高不成低不就。美国虽然成功转型，也在东北留下大片“铁锈带”。
中国的新三线建设，能否比低成本更具战略意义？
变革
把国土分为东中西三部和内外三线，有很大的重合，那么区别何在？也许部更多地就某部讨论，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中国不是东中西简单相加，正如所有企业成本最优，国民经济成本未必最优。线就是从整体的角度，只有相对一二线才有三线，一线又相对世界。网上流传一句话：中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而电信设备、网络等一些新兴行业，国际巨头遭遇本土企业有力阻击。杜家滨说：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觉得生意好做，即使某个生意开始好做，但后来肯定也会变得难做，因为大家都进来了。中国国情，更有一些海外很弱甚至根本没有的市场机会，比如保健品、VCD/学习机、短信。
今天又到一个关口，机会也许不如二十年前，纵深却有过之。先发可能先烈也可能制人。老牌外企以港澳台为跳板进入大陆，大中华区和中国区磨擦不断。一些新兴外企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直接登陆。海外制造业的内迁尚未结束，后发中国者也可以先至三线。
一线大局已定，只能靠年资缓慢升迁，适合职业生涯过半的员工。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今天如果有机会，没有可以创造，内部不能可以外部，值得那些工作三年或十年有些痒的员工考虑。三线生活略差，但比先辈已好出百倍。当然有很大风险，“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还是看个人的能力和志向。
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至今仍在中途。产品市场超前要素市场，资本和土地仍由政府高度控制。外贸超前内贸，压抑了本土市场，不仅盘子小，发育程度更弱，一个账期就拖死多少人。本土企业之间竞争多于合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各级政府也争夺项目，强化分配资源而不是服务和仲裁的职能。
东亚模式以前造就一批企业国家，但中国之大，是一个世界，一省就与东南亚一国相当。加上从两级计划到分税制的激励，今天中国的区域经济，如同一个京长珠共同市场与三十个企业省的合体。又像汉初封建。未来要大一统。新三线建设可以迂回突破。
改革初期乡镇企业有苏南和温州两种模式，前者逐渐式微，后者持续成长。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载体，温州模式则一开始政经就是二元，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企业省只是在更大范围复制苏南模式。也因此能持续更久，但最终难免收益递减。
如果要迁出低端制造业，可能同样在更大范围转向温州模式。其实一些地方对企业早就有“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说法，那么不求所在，也要不求所有。上坡路和下坡路是一条路。有理由相信，那些过去招商引资越“成功”的地方，未来产业升级也越难，反之亦然。同样看好淅江。
地方政府一般胳膊肘往里拐，好进不好出。三线制造业也有一些家底，很多还是三线建设留下的。外界传说赵勇主持长虹期间，曾计划将总部迁往上海，被当地政府阻止。如果从一线兄弟省份接收产业，也要有所表示。各地政府和企业多方间会有微妙的博弈。一直有东西部对口扶贫的计划，也可能两两交换。
地理越偏远，传统社会的残余越重，更被官商模式强化。众多年轻人在其中奋斗，以于连式的悲剧告终。在路遥小说<人生>最后，高加林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也一定有很多人试图改变社会，但最终改变地是自己。
多年来通过高考，三线的青年才俊流失一线，“孔雀东南飞”。但扩招后很大部分被迫返乡，三线就业面狭窄，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程度已超过高考。弊端也更长远，一面使政府人浮于事，强化官本位社会，另一面即使如此就业仍然有限，以清末民初的历史为鉴，无业知青更易接受激进的思潮。
来自一线的商业精英群体，短期内会和本地权威勾结，但长期冲击其地位。19世纪一个奥斯曼总督对一个行贿的英国商人说：“这个国家是一道汤，我们用传统的大勺子喝，你们在汤碗底下钻些小洞，用管子吸。然后你们提议，用勺子已经过时，应该被废除。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不懂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除了企业输出管理和技术人员，改革开放同样促进社团的发展，已有很多社工深入三线，可以敦促当地吸取一线及海外工业化的教训。工业转移吸收返乡的民工，相应需要大量基层经理人，吸收返乡的知青。这些群体的联盟不会被当地社会同化，而有望深刻地改变传统。当今主流经济学关注资源配置，默认经济结构固定不变。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则关注分工协作，即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他<国富论>之前的另一大作<道德情操论>近年被重新“发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关注经济的公平与正当，都要比这种“庸俗经济学”深刻地多。
各省的产业战略也高度雷同，即“信息产业园”，挂新经济的羊头，卖土地和金融的狗肉。新三线建设长期将拉平全国的要素价格，进而实现区域分工，拉平内外贸差距，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同时推动各级政府转型。上承三十年改革，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的革命，宣告成功。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1453-1558年，英国成为一个岛。”近五十年，欧盟成为一个大陆。美国也曾经分裂为众多地区市场，通过修建运河、铁路网克服地理的障碍，联邦一系列州际贸易法案克服体制的障碍。
低成本不仅来自天时还有“人和”，在分配中压制劳动的份额。当转向内贸，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需求不足。转型需要时间，目前主要通过再分配。历史上经济低增长或停滞时，重新分配财富，只有斗争一途，现代有金融支持，还可以扩张财政赤字，但欧洲的福利国家已几近破产。
也许应双管齐下。短期内建立低标准、广覆盖的社保体系，长期稳健增长，在增长中推进初次分配公平。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以增量解决存量问题。一三线间贸易主要以工业交换初级产品，存在“剪刀差”。一线出身的精英占据着舞台中央。我们寄希望从地区精英团体间的制衡，扩展到各个阶层。
80-90年代，各级政府曾大力推动城市化，收效不佳。文明史有两种城市，两河流域是工商业城邦，欧洲中世纪农奴逃亡到城市即自由，埃及是政治中心，经济完全依赖领地供养。中国古代城市大多是埃及式。建国前三十年重工业化，重工业非劳动密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城市人口比例也没有显著增长。
一线部分省内已实现自由流动，但对外仍限制。京沪等大城市只对高端技术人才松动。工业转移将推动三线城市化，同时扩大规模和转型工商业城市。不仅为民工省下路费，还要正式永久地接纳他们。也能对一线施压，改善民工福利及户籍准入。一线已经发生过民工荒。
个别学者甚至提议迁都。中国从公元前两千纪文明起源，一直到公元12世纪北宋灭亡，都定都中原，主要为长安和洛阳。此后迁往北京。1960年巴西将首都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往内地的巴西利亚，消除地区发展失衡是重要考量之一。日本和韩国国土狭长，也有同样的动议。
二线和零线
长期投资流向一线，救济拨向三线，都忽略二线，成为洼地。不止一位二线大员公开这样抱怨。参考制造业从欧美向东亚转移，忽略一些发展居中的地区，我们猜测国内转移的主流也是一步到位三线。
当然依具体产业和地区有所不同。二线可以填补高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空隙。IT经理世界2007年7月报道，武汉代表中国外包业“一线城市承接，二线城市实施和交付”的双核化趋势已经形成。基于地缘，发展物流业。
眼光不如长远一些。一线高起三线低走，产业战略仍然未免雷同。差异化是大势所趋。有望为二线引领。美国、欧盟都是一体化市场下又有多元地区特色，参考NBA的球队名称和欧洲时尚业分布。这就有选择的问题，考验各家企业、各地政府和学界的智慧。
相对而言，三线是内地，那么零线应该在国境以外。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划分三线的同时也划分了零线，只是没用这个说法，就是三个世界，中国与第三世界共进退。这种国际战略既争取了朋友，又在两个超级大国间保持平衡，可以称为零线建设，和三线建设一起保证了国家的和平。
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以来，五百年的全球化，确切地说是西半球化，或以北大西洋为中心，1763年至今为英语或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霸权。西欧征服亚非诸文明古国，在美洲和澳洲更替代了原住民。20世纪殖民地政治先后独立，经济仍普遍依附。近年的反全球化运动反对地也是这种全球化。
未来也许会有某种东半球化。新西伯利亚-德黑兰-内罗毕-班加罗尔-新加坡-悉尼-火奴鲁鲁-安克雷奇以内，国境以外，作为中国经济的新零线。
该地区文化多样，资源丰富，大部为新兴市场。其地缘，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环绕东亚大陆，类似公元前三千纪的两河流域-地中海-波斯湾，公元前8-4世纪的希腊-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公元11-15世纪的欧洲-波罗的海-地中海三大历史经济圈。上海有望名列乌尔、雅典、布鲁日之后。其政治结构，中国和东南亚，类似北大西洋经济圈，都是一个大国加一个中等国家联盟。
对于世界，这并非退回到公元前7世纪的轴心时代，亚欧大陆诸文明被地理分隔。也不是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将世界经济分裂为国际市场和经互会。经互会内同样是依附关系。确切的比喻，电脑CPU的双核，比单核更稳定，更有效分配负载。
有双核就有多核。金砖另三国也都幅员辽阔，可以划分三线并规划，如巴西迁都，相应有自己的零线。巴西是美洲大陆第二大国，俄罗斯可以推行某种经济双头鹰政策和亚欧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军事和能源威慑。印度传统面向印度洋和俄罗斯。但东亚和北大西洋会是其中最大的两个。这将是更平等、更稳定、更丰富的全球化。
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009.6.9
本文授权<万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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