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扯淡: 君君臣臣年年岁岁

除了民族大义，3G同时还是这样的逻辑：新技术创造了新应用，改变了市场格局，最终冲击到政策体系。这也是IP卡和小灵通故事的线索。

很多情况下，当技术的影响已逐级渗透到应用、市场和监管层面，监管机构却仍然执着于技术范畴理解和解决问题。比如互联互通的两个工程、3G的技术测试和定义小灵通是过时技术，是市话延伸。

确实，监管机构几乎都是技术官僚出身，崇尚代数的精确和几何的美感，但经济和社会只适用统计学，例外正好证实规律。可以看到很多监管官员痛心疾首“重复建设”和“恶性价格战”。相反经济学家称为“数网竞争”和“价格试验”。

但是，当市场业已给出明确信号，比如“让别人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他怎么会甘心呢？”再比如移动业务ARPU是固话的两倍，以及有关3G利害得失的众多发言，监管机构仍然固执己见，那也许说明监管机构除此之外无计可施。

类似的失位和越位还有很多。一些技术和市场的未知数，监管机构却力图用行政方式求解，比如互联互通的一个措施，3G的“技术成熟程度和市场需要”。而小灵通最终是个监管问题，监管机构却推给市场，不鼓励不干涉。

关键在于政府同时是运营商的大股东和市场的监管者。既然患得患失，不免有时越俎代庖，有时束手束脚，或者像3G发牌这样又越俎代庖，又束手束脚。

这种利益关联和冲突在手机双向收费问题上特别明显。2001年11月15日，信产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在新浪聊天室宣布：手机单向收费已由数个部门达成共识，报国务院批准。受此消息影响，据<信报>报道，截止11月28日，中移动和联通两家公司市值共跌落2000亿港币。

12月1日，时任信产部部长吴基传在香港向记者和基金经理“代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讲话：“电信收费及流动电话双向收费，今年明年都不会改变”，“短期内不再发出第三块移动电话牌照”。至12月4日，两家公司市值共回升1423亿港币。于是内地消费者意见很大的双向收费问题就此搁置到今天。

当时各大投行都发表报告，分析双改单对两家移动运营商未来盈利的影响，最悲观的看法也承认存在刺激通话量，长期价值上升的可能。周其仁指出，关键在于调整后运营商能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将刺激通信量和利润总量增加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基金经理将信心建立在其行政垄断地位而不是市场竞争能力上。所以任何可能冲击行政垄断的消息，即便是利好，也会被看成利空。

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英国煤矿国有化多年后又转为私营，有人评价道：“在煤矿上升起或降下国旗并不能马上改变什么”。同样，各界长期对国内电信公司的机关作风怨声载道。据说不久以前运营商的绩效考核还主要是新增客户数，而非通行的ARPU。这也是互联互通问题和恶性价格战的原因之一。

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善。2003年中国电信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最受赞赏企业”，位列电信业第9，甚至超过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和德国电信等欧洲豪门。<财富>评价，中国电信顺利重组和在纽约、香港上市，“被同行业竞争者们认为是一场文化革命，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

监管机构在中国电信企业从垄断到市场的“文化革命”中是把双刃剑，市场本来就是政府一手打造，发育不足需要政府推动，但权力的介入又限制和扭曲了市场，也就可能更需要权力介入。

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对运营商的垄断利益有所保留，退一步才能进两步，但暂时的妥协却可能变成惯例，并且其它运营商也要一体均沾。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犯人对新来的主人公说：“开始你憎恨这里，然后习惯这里，日子久了，离不开这里，这就叫体制化。”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发布明确的时间表。例如英国1981年电信改革承诺保持七年双寡头体制。中国入世关于电信业的条款也详细规定了实施阶段：从2002年允许进入部分增值服务到2007年全面放开基础业务，外资电信企业沿京沪穗-14个大城市-全国的路线进入。

但不论早晚，只要重新分配利益，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如果亲疏有别，就像有人认为的对大唐和华为那样，先不讨论公平，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可几大运营商全是根红苗正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就像电影<苏菲的选择>，在集中营里被迫决定哪个孩子被处死，任何取舍都是极其痛苦的，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

也正因为如此，运营商们不做好孩子。国企高管总是表现地风险偏好，他们知道，有了业绩，是自己的，捅了漏子，政府即使大为光火，绝不会见死不救。这也是“重复建设”和“恶性价格战”的机制。市场最严厉的处罚是破产，但是你能想象中国的运营商会像世通(Worldcom)一样关张大吉吗？

所以尽管各方神圣将3G的好处吹地天花乱坠，监管机构优先考虑地却是规避自身的风险：中国电信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千亿万亿，功劳是大家的，个人也不见得能长一级工资，但如果发生像手机资费双改单那样的“国有资产流失”，收拾烂摊子特别麻烦不说，可能有人得承担全部责任，几十年仕途的辛苦将毁于一旦，应该谁，为什么做这个牺牲？所以“不急于盲目发放3G牌照”。

如让·雅克·拉丰指出，政府管制都难免被利益集团“俘获”。有所不同地是，在欧美这更像一个制度产品明码标价的市场，但国内则没有游戏规则可循。

仅就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固话运营商推动小灵通加速向中心城市渗透，要求重估网间结算但又上报数据最不积极。中国电信当初宁可“流血上市”，并不完全为了后来的文化革命，而是受到“金口救市”的启发，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从今天起我也会哭了。而设备制造商俘获监管的努力在2003年夏秋之际达到了巅峰。

作为俘获目标的监管机构并非铁板一块。以信产部为例，1998年由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而成，原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出任新部长。TD刚出来时，承继原邮电部职能的信产部电信管理局更关注运营商的风险，反应很平淡。但科技司和承继原电子工业部职能的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出于推进电信制造业的考虑，相当积极。2003年吴卸任，曾任电子工业部第十八研究所所长的王旭东接替，天平在人们意料之中地偏向了大唐。

不论出身，部长还是有义务协调下属部门，而像1998年电信广电论战这样跨部的利益纷争就更容易变成僵局。据说如果不是为了就 “什么是电信”这样一个常识问题与广电部门达成一致，2000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本可以提前一年。争论的焦点在于电信应否包括图像，实际上涉及双方管辖权的划定。这又是一个以技术名义出现的利益冲突。

周其仁曾撰文抨击国民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部门所有制”：“排他但不交易……部门经济之间，只争夺投入，不竞争产出和效益”。体现在电信业，就是除运营商网络外，还有线电视网、电力、铁道和军队等十几个专网，并存而不竞争。各种细分垄断也是这种部门所有制的变形。商业利益之争就转换成政府内的博弈。即使局部也许应该为整体牺牲，但对其主管部门而言最大，且排他不交易，也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各方都如此坚持，监管机构整体就宕机了。

但也不排除取得压倒的结果。2000年，经多次“暂缓”甚至“叫停”，联通和高通签署CDMA知识产权框架协议。舆论评价：“该上的时候没上，不该上的时候却上了”，是服从当时中美外交和WTO谈判的大局。虽然同期联通得到大力扶持可以视为某种补偿，但C网和G网并行，至今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架构。在一些人看来，今天的TD也在充当类似的筹码。

但监管机构的整体，相当于控制着一个更大的部门经济，不需要对其它利益负责。为什么是电信也可以扯一年皮，金口一开三天救回1400亿港币，但三年了，两亿多移动用户至今还经常选择拒接，而是看了号码用座机打回去，把手机当作高级呼机使用。要保护国家2G投资，禁止来电显示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运营商同样在自己之外，只对监管机构负责，蔑视消费者和同行的利益。来视察的领导前脚刚走，联通IP卡的接通率就从100%跌到10%。更诡异地是，如周其仁所指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信监管都是限制高价，而我国目前却是限制低价。监管机构同时与消费者和运营商过不去！

如今运营商的基层想方设法绕开资费管制，以低价取悦顾客，反映了近年来改革的成果：网络容量大大增加；数网竞争的局面初具雏形。但政府不能或不愿承担股东艰巨的管理责任，于是转向更方便的办法，用监管权力限制降价来保持运营商的垄断利润。中国电信业垄断的根源完全在于产权的垄断。

对内僵持不下，对外无关痛痒，所以监管机构不能给出3G明确的时间表。时间表不只是工作方法，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口号。中国电信业特别是移动通信日新月异，但监管特别是手机资费政策却沿袭多年不变。技术和市场成熟度本就见仁见智，发牌早晚是策略问题，没有时间表却可能是原则性的失败。

<财经时报>于2003年11月前后采访业内一批资深人士，包括从信产部刚刚荣退的司局级官员，各人提供的国家3G决策流程竟然大相径庭。据悉主要参与决策的有3G标准小组和中国3G领导小组两个机构，分别侧重于技术和产业，成员均在10人左右，包括政府官员、电信专家、经济学家和运营商、国内设备商代表。组间如何沟通协调不得而知。据称双方均已形成相对成熟的3G方案，但存在显著的冲突，难以兼顾，最终将由国务院主管领导协调。

产权和新制度学派强调形成交易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3G只要有个准数，哪怕拖到2008年给奥运献礼，那么各家运营商和制造商也可以分别明确2G和小灵通扩容多少，拿出多少钱做研发，招募多少人手，而不必像现在这样矛盾。广东电信一位工程主管曾在采访中表示：“3G我们天天聊，但牌照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网上流传过一个佛祖点化蜘蛛的故事：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对于固话运营商，2G已失去，3G又得不到，要把握现在的幸福，只有毅然阻止互联互通，甚至捡起砖头。

欧洲的3G政策和国内截然相反。运营商还没挣到一分钱，已经被榨出总计约1000亿欧元的牌照费，必须兑现覆盖时间表的承诺，否则吊销牌照并罚款。2003年12月，Mobilcom将价值84亿欧元的牌照归还德国监管机构。欧洲监管机构不可能不知道3G的巨大风险，何其不仁，以运营商为刍狗！吕廷杰在上述演讲中对此给出解答：“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政府希望推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引入一些运营商像和黄，是用心良苦的，是在调整产业结构”。

截至2000年，国际电联有约90个成员国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WTO基础电信协议要求监管机构“独立于任何基本电信服务供应商，并且不能对其承担任何责任。监管者的决议和管理程序应对所有市场进入者公平。”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则既独立于企业也独立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