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下游 顺流逆流

2004年4月28日 ，信产部副部长娄勤俭在北京第七届中国3GSM大会上透露，中国前两轮3G测试已经结束，结果非常好，目前已经开始现场实验。

测试三种方案中最后成熟的是民族标准TD-SCDMA(下简称TD)，在时间和支持率上本就落后于另两种，迫切需要政府出手托市。是许多学者的主张，也是坊间对监管现状的普遍猜测。但在最需要申明立场的时候，监管机构又表现出“不鼓励不干涉”那样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正如一位业内人士私下所言，“政府对华为，对爱立信都没有义务，但坏了民族标准(的罪名)是谁也背不起的。给你时间做，做出来不行，就不能怪我了。”所以一直“积极稳妥”地测试。

另一方面，仅仅“给你时间”并不能令大唐满意，三部委赞助7亿也是不够的，政府最好能在3G牌照上给予某种承诺，争取更多产业巨头加入。但势必让运营商承担风险。而且目前比较肯定中移动上WCDMA，联通上CDMA2000，风险将轮到已经吃亏的固话运营商，他们当然不干。

民族标准的拥趸痛诉中国电信制造业长期受欧美标准压榨，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有10,000亿元之大等等。但北邮经管学院吕廷杰2004年3月在“3G与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发表演讲<3G一个关于技术的非技术性话题>，指出“标准、专利、研发是几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标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妥协的工具”。

“高通公司是靠专利赚钱。有些欧洲公司也有专利但不卖专利，我把这个专利转化为产品，我卖你产品赚钱。后两个能赚钱，标准不能赚钱。”民族标准其实也没有那么纯粹。目前TD的专利数量西门子占11%，大唐占7.3% ，据称含金量更高，包括TD基础的智能天线等技术。而华为也拥有WCDMA部分专利。

此外，高通放在产业中考察，所谓一流公司卖标准，二流公司卖技术，因为三流公司能把产品做得足够好，是一个有机的生态。TD的商用长期进展缓慢。相比全欧设备商十多年来共同经营WCDMA，大唐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打造TD全价值链。反映了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业整体研发、制造和商务合作的低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对2003年8月29日华为和西门子宣布合作TD，大唐的感受非常复杂。在BBS上可以找到这样的发言，“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唐员工来说有点心痛，有种被抛弃的痛楚”，但另一面，华为的实力在本土设备制造业首屈一指，特别是强劲的市场能力是学院出身的大唐所欠缺的，华为的入局将有力推动TD实现商用。

华为也有自己的痛，在3G上投入超过40亿、3500名工程师，和阿尔卡特全球3G研发人力相当，长期没有产出。华为原本主攻WCDMA，在这样微妙的时候涉足TD，舆论普遍认为是在政府公关。新闻发布会上，当被提问希望什么时候发牌，西门子方面表示尊重政府的意愿，而华为的人接口说：“越快越好”！

到2003年底，华为已经在全球建立超过20张3G试验网。2003年12月24日，阿联酋电信Etisalat采用华为产品，在中东第一个推出WCDMA商用服务。这也是华为WCDMA产品首次投入商用，华为方面称，还是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GSM、WCDMA共存的商用网络。

 “华为已经成为全球3G领域的一个先行者。”但在本应获得最大支持的本土市场却尚无任何建树。勇攀民族标准高峰当然应该鼓励，力拓国际电信市场是否同样可贵？1998年电信广电大辩论时怎么说来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迫使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在板门店俯首言和？”

国际巨头都“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西门子双管齐下WCDMA和TD，爱立信左右开弓WCDMA和CDMA2000。理论上，监管机构也可以权衡技术和市场，将包括时间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大唐、华为、主攻CDMA2000的中兴及其他本土制造商之间分配。既是保证，表达政府对各种标准，特别是民族标准的决心，也限定政府所能承担的风险。各家中外设备制造商也好跟着下注。

即使走极端，全部采用或放弃民族标准，华为或大唐也可以止损，而不是像2003年下半年，监管机构三缄其口，领先的两家本土电信设备制造商都痛苦地吊着，这边华为“3500个精兵养了好几年，却一直枕戈待旦。再这样下去，即使资金链不出问题，人也该散了！”那边大唐“有点心痛，有种被抛弃的痛楚。”

戏剧性地是，很多人为民族标准奔走呼号，此心可昭日月，但另一些人冷眼看来，却是监管机构在电信研究院出身的大唐和民营的华为之间亲疏有别，厚此薄彼。可反过来，据一个去大唐面试的人回来讲，被问到是否有关系影响决策。

环球(电信设备制造业)同此凉热。2003年下半年的失意，象征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运营商的活力不再来自上游的技术，而是下游的应用驱动。未来属于数据业务，虽然应用“杀手”尚未现身。语音业务高度同质化，数据业务高度差异化，不只是一项新业务，而是全行业的革命。

但迄今为止的3G大鸣大放，听不到无线增值商的声音。这群人在急功近利大发横财，和设备商的漫漫等待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只有Frost & Sullivan的王煜全独树一帜，认为“3G决策也许存在失误”，“到那时发牌，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利益虽得到保障，却可能把以10万亿元计的电信增值业务市场拱手让人。”

王曾形象地对比不同电信文化：日本人缺乏互动，看见美女只会意淫，增值服务以信息下载为主；欧美人比较开放，看见美女上去搭讪，三言两语，情投意合，干柴烈火，马上开房，没有电信什么事；而中国人属于闷骚性格，看见美女会发短信试探，山回路转，渐入佳境。总之，中国最适合开展电信增值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