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大河报>刊发一则短讯称，受雇于某公司单姓人士，不小心砍断通信光缆，造成某些地区通话受阻云云。业内人士对其中的春秋笔法都心领神会。有数据显示自1998年(中国电信业1999年第一次分拆)至2003年，上报信产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起，至少影响1亿人次使用，造成约10亿直接损失和20亿间接损失。
迈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与其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用户规模相当的两个运营商只需小小破费，配置并开通互联互通设备，各自的网络就能马上增值一倍，这是多么划算的投资。互联互通因此在广义上是一种贸易或者产业联盟，共同把市场做大，再争夺市场份额。就像一个商界流传的故事，一个小镇唯一的律师找不到生意，于是设法让另一个律师来到该镇，结果两人都发了大财。
国际主流的网间结算方式有两种，分摊全部网络成本或仅计互联互通的直接成本。根据上述推理，全网分摊更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而在监管实践中，为了鼓励竞争，扶持弱小的新兴运营商，往往采取直接成本法执行所谓“非对称管制”。中国现行的网间结算机制并非其中一种，但体现直接成本法的精神。
移动通信市场历史上形成双向收费，跨网通话时，两家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联通自行收费，互不结算。看起来公平，但2003年占中国电信业营收份额，中移动为36.9%，联通为14.5%，可以反映两者迈特卡夫价值的差距，此外联通作为中国唯一的全业务运营商，移动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略低于中移动。
基于这样的网间结算机制，非主导运营商可以回报很少地占有主导运营商的迈特卡夫价值，因此成本更低，可以低价拉拢客户。据说铁通成立当晚，总经理被问最想要什么优惠政策，回答说“与中国电信互联互通”。联通的低价更被纳入非对称管制。即使阻碍互联互通天怒人怨，主导运营商不愿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出此下策也是情非得已。换了非主导运营商在这个位置，也会这么做。
监管机构(本文泛指，除信产部外、国资委、发改委等部门以不同方式和程度介入监管，各机构内部可能求同存异，最终决定权也可能在更高层)对问题的关键可谓明察，只是能否正本清源还有待推敲。
简而言之，以中国的幅员和差异性之大，这个模型应该包括多少参数？中国电信业长期非商业运营，很多时候成本连运营商都一头雾水，学者又如何得知？即使自己明了，利字当头，又有什么动力诚实道来？没有准确的原始数据，那么这个模型建立在什么上面？
据说为了保持利益中立，课题组没有运营商代表参与，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要运营商去落实，你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积极性？2003年6月，信产部曾就这一方案召集专家和运营商开座谈会。会上一位固话运营商代表就质问专家组：“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计算出的成本低于目前的每分钟6分钱怎么办？”
据说方案结合两种模式，也就还是非对称管制。1985年日本电信改革形成一家市话垄断综合运营商NTT在细分市场面对众多分业运营商NCCs的格局。政府实行从价格到市场行为诸多严格的非对称管制，甚至“非正式”命令NTT派员到NCCs“帮助工作”。但4年后，除寻呼市场，NTT仍占有每种业务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全部NCCs50%的收入给NTT交了接入费。事实证明，非对称管制只能让非对称的市场更加扭曲，不能指望用一个错误去纠正另一个。
联通数据与固定业务部运营维护处的孙伟东指出：“如果网间结算价格涨到一毛钱，用户使用联通的193长途业务，发话和落地联通都要与固话运营商进行结算，每分钟就是两毛钱。联通自己的长途网也需要维护成本，这种情况下，如果固话运营商将长途话费降到三毛钱，联通很难跟进。”
抛开数字和逻辑的迷宫不说，互联互通这个数百名官员，上百万员工纠缠多年都无计可施的难题，几个专家出马就能搞定？因为有了<电信竞争>作者让·雅克·拉丰的学生和美国最佳工学院的“电信成本设计大师”？这是中国的现实，不是好莱坞大片。
如果问题真能够迎刃而解，这800万可谓中国电信业历史上回报最高的投资，六年前未必拿不出这笔钱，找不到这些人，为什么到今天才行动起来，以至于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如果成本和收益可以在笔尖求得，当年又何必推行反垄断改革，何必一而再地拆分？
由于电信业的高技术性和通讯的瞬时性，真实成本对世界各国电信监管机构而言都是谜中之谜。问题是一定要知道成本才能解决互联互通问题？
多家媒体都报道，河南联通为保证移动业务的互联互通，在IP卡业务向河南通信退让。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显然来自联通方面。而实际上联通手机没有和IP卡一起被做掉，可能并非是联通忍辱偷生的回报，也不是通信公司一丝良知尚存，而是因为联通手机用户比IP卡多得多。
联通1994年成立，经过五年“成长”，只占据中国电信市场1%、移动市场5%。1999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的同时，也对联通进行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扩充：国家注资126亿、中行提供贷款总计220亿，2000年6月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募集64亿美元，并建立CDMA网，在管理和人力资源上也得到加强。
互联互通的意义在于迈特卡夫价值的翻番，网间结算相比之下只是零花钱。当竞争对手规模相近，会主动寻求合作而无须监管机构操心。问题就在于，中国电信业各细分市场的非主导运营商太弱小，根本没有“竞合”的资格。不论左倾右倾的利益分配方案，对主导运营商而言，都是将对手赶尽杀绝为最佳选择。
而如果全网分摊，或者能设计一个完美的模型，对非主导运营商无利可图：新进入者不得不执行低价战略，而电信业是高度的规模经济，成本没法用较小的客户群摊销。其结果是一样的。这也正是电信业自然垄断理论的要害所在。
利诱不成，就只能威逼了。但运营商员工总计过百万，电信监管全员却不足700，地方编制最多的广东也只有25人，少的青海、宁夏、西藏仅10人左右。
时至今日，阻碍互联互通已经超越砍电缆的“初级阶段”，采取频繁和隐蔽的技术小动作。通讯障碍不比刑事案件和交通事故，事后取证非常困难。信产部正筹集30-40亿资金在各省建立一套独立的互联互通监控系统，为争端取证提供依据。2003年被定为“互联互通年”，部里工作部署概括为“一个措施两个工程”。一个措施是司法解释，两个工程就是网间结算和监控系统。
但在技术人员看来仍然有机可乘。很多时候，用户听到温和的机器女声提示“用户忙”或“不在服务区”，或打通其中一方却听不见，或在通话中掉线，这些情况根据现行国家网络接通率标准都算一次成功呼叫。还能动态变化，例如这个小时让1234开头的号码不通，下个小时换成5678。
宜将剩勇追穷寇，各运营商在各省都建有自己的关口局作为互联互通接口，很多动作也是通过修改关口局的数据实现。所以“国家全面接管关口局并强制各运营商通过国家关口局互联互通，就能从根本上基本保证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治乱世以重典。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针对互联互通“违法行为”的司法解释也在审议中，消息人士透漏司法解释出台会快得让人“意想不到”。信产部特派一个副局级的工作组予以配合。
但任何法律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商道和人性，只要市场结构现状不改变，即使有技术和宪法的要求，即使面临刑法和监控系统的威胁，互联互通就如同河南某业内人士对IP电话的评价，“让别人从自己口袋掏钱，他怎么会甘心呢？”
另一大难题小灵通在监管机构的正式文件中并不存在。最新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定义小灵通为“市话的延伸”，而事实上延伸长达数公里，延伸到全国各地，北京监管机构的眼皮底下。UT斯达康总裁吴鹰披露，截止2003年12月31日，小灵通用户已达3500万。
看似不偏不倚，但小灵通出色的“性价比”来自单向收费和低价，监管机构一方面不干涉小灵通的攻势，另一方面至少名义上对移动运营商执行双向收费和高价的资费政策，在后者看来，无异于鼓励。他们当然也没有束手就擒，在各地都巧立“优惠”、“套餐”等名目，绕开监管，变相地实现单向收费和降价。
1999年一分为四方案将移动和固话业务分离，提倡双方“异质竞争”，实际上竞争是单向的。通信的未来是“不论何时何地任何人”，这当然不是在说固话。固话能做而手机不能做的，除了在现实中拥有一部固话能暗示一家企业并非皮包公司，就只有在科幻片里，Neo们只能通过固话在两个世界穿梭。据信产部统计，截至2004年1月，移动用户已超出固话786.9万，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并且移动业务ARPU要远高于固话业务：中移动(0941.HK)公报显示，2004年第一季度ARPU为97元人民币，联通(0762.HK)公报显示，2003年CDMA业务扣除手机摊销成本后ARPU为83.3元，GSM业务ARPU为56.7元，而中国电信(0728.HK)公报显示，2003年本地固话ARPU为40元。
最早的时候，移动业务还是固话业务带上道的，之后兄弟们在一个碗里吃饭这么多年，今天大家都从一个堂口做成一个字头，凭什么他啃骨头我喝汤。即使小灵通政策风险巨大，“技术落后”，而且ARPU值仍然低人一等：中国电信(0728.HK)公报显示，2003年小灵通ARPU为45元。固话运营商出此下策也是情非得已。换了移动运营商在这个位置，也会这么做。
除了小灵通，固话运营商还相继推出“手机休息站”、“一号通”等服务突破监管、突入移动市场。随着小灵通投资和客户越来越多，为之辩护的声音也日益响亮。但考虑到机会成本，移动运营商只要单向收费并降价，完全可以满足低端移动市场的需求，并且远不止今日小灵通所许诺的一切。
所谓“硬措施”其实相当地软弱，而“不干涉”其实包含了最大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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