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某位官员曾对媒体说，“在3G这个问题上，国家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核心因素。”中国电信业真实和虚拟的利益之大，最高已经达到10万亿元，毕竟还是个数，而国家利益很多时候无穷大，一旦说出口，就杜绝所有讨论的可能。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撰文指出，中国需要“建立一整套表达和整合机制……”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中国电信业才会谣言层出不穷，固话运营商流血上市，其员工私下向友人戏谑：“手持小灵通，屹立风雨中，昂首又挺胸，就是打不通”。华为涉足TD来推动3G牌照发放，大唐招聘还惦记着政府公关，等等。
学者们擅长讲故事，阚凯力曾比喻联通的全业务牌照：狐狸请仙鹤吃饭，把食物盛在平底盘子里，不用客气随便吃吧。还有些离奇的传闻，在中移动和联通最大SP腾讯的QQ上搜索“小灵通”，系统会提示“不文明词汇”，在Windows XP记事本中输入“联通”保存再打开，只能看见一个黑块。
也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所以现状正如上文所描述的，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监管机构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积极行动，但都不能避免受挫。电信业的风云人物大多毕业于有数的几所邮电学院，之后又在邮电部-中国电信系统共事多年，没有感情也有交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天龙八部>中天龙寺高僧枯荣大师练到最高境界非枯非荣，亦枯亦荣，监管机构同样也说出对小灵通“不鼓励不干涉”，“积极稳妥”地发展3G，“不急于发放”并非意味着推迟发放(电信研究院专家解读王旭东博鳌论坛讲话)这样充满禅机的话来，实在被逼急了就公开承认不作为：3G没有时间表。
而鼓吹抽象的国家利益也体现某种宗教的精神，如果能够让人们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天堂和来生，那么现实的一切(因为缺乏表达和整合机制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不成之为问题。
各地电信局改制之后，一般占据当地最高的办公楼，享有当地最高的工资福利，上市之后还有股票可拿，因而吸引了全国的精英。而留在信产部的官员们其才华并不亚于进入企业的前同学和同事，相对别的部委拥有较高的出镜率，监管与企业双方也经常有人事的对流。
要对得起这一切，又有如此多的智慧和精力需要发挥，即使明知于事无补，也要“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于是业界和监管机构的上述种种言行包括本文在内就如同行为艺术，见证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或者表达某种强烈的诉求，表演者们都可以获得某种心理的慰藉。但是，这一切最终于问题的解决又有什么意义？
但有少数人无法分享这场行为艺术的嘉年华，就是两个3G专家组成员以及更高层。总有一天他们要替电信业百万员工和数亿消费者做出3G决策，并独自承担历史的责任。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虽然一直视黎民为施政的意义，但也认为他们缺乏自理的能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国家大事应该由道德和学识卓绝的人物来决断。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绘了这些圣贤的样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这种理想不能太认真，否则为什么两个3G小组已经浓缩到最精华的20人，仍然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和对立？
更重要地是，范仲淹根本就没有去过岳阳楼，仅凭一幅画卷就能幻想出千古名篇。只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那么岳阳楼还是滕王阁或者黄鹤楼、长生殿、阿房宫、醉翁亭也没有什么分别。但3G决策却不能主题先行，就和网间结算专家组的困境一样，两个3G小组如何保证获得充分和准确的信息？
3G的等待是如此地漫长，就像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一书中写道：后人经常批评处在历史转折点的重要人物没有尽到职责，如果他们能够辩解，他们会说，想想我们本来能做多少坏事，也没有做。
中国电信业两次分拆，中央一声令下，雷厉风行，相比美国司法部和AT&T打了十几年官司才搞定，曾被认为是一种优势。但现在算上互联互通和小灵通的损失，不见得比十几年律师费要划算。据说美国电信业诉讼如此之多，运营商要在律师楼上架天线，在国内曾经被当作笑话来讲。
一头大象不能切成两头小象。为什么监管机构时至今日仍然念念不忘分拆和合并？比尔·盖茨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手中只有锤子，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钉子。正是如此，监管机构只有分拆和合并的能力，所以当分拆的结果不理想，只想重新拆过，而不是反思这样分分合合的局限性。
虽然如此重要，<电信法>却比3G还要难产，已经拖了24年。由信产部主笔的<电信法(草案)>于2004年6月中旬提交国务院。“若进展顺利，最快也要明年下半年出台。”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法律向来是行政的工具。北宋开封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包拯以断案如神而青史留名，他的铡刀要按行政级别分成三等。并且一向重刑法轻民法，儒教的社会设计师规划完美的社会，用道德而非法律调节人们的关系，不肖小人胆敢离经叛道，法网无情。缺乏西方“自然法”的理念。
在中国电信业的今天，我们看到高法依据刑法而非民法解读互联互通“违法行为”。一部市场监管法而非“运营商权利法”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监管越强，市场也就越弱，反过来又进一步造成需要加强监管的假象。
问题早已超出电信业。另两个具有网络效应的垄断行业电力和铁路，都采纳电信业放弃的“网运分离”改革思路，即保留一张垄断的基础网络，多家运营商竞争上网。周其仁曾评价这种思路，一个有n种资源的市场，只要有1个垄断，就必然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近期全国遭遇大面积限电，有关方面曾讲话肯定电力改革，而多家铁路客运公司已然取消，回到了改革前。
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十年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号报道<十年庄股，庄股十年>，<财经>杂志<十年股市一声叹息>，而<财经时报>撰文<股市，政策当了十年的家>，都将矛头指向监管。证监会有着和电信监管机构相似的困境，严格执法经常要让位于稳定股价的目标。
无独有偶，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年被戏称为“十年假A”。中体产业董事长魏纪中评价：“体育与教育、文化、传媒都属于上层建筑。在中国，政府意志而不是经济基础对体育影响更大，因而上层建筑不能全盘、只能部分产业化……”
2004年4月末，常州铁本钢铁公司被九部委查处。同期澳大利亚独资钢铁企业博思格却在苏州开工。原央行研究局学者陆磊评价，博思格与铁本无形中被分成“圈内人(主要包括现有国有或外资的主流钢铁企业)”和“圈外人”。
“对圈外的严格排他和对圈内的高度保护基本构成了我国主要行业的政策特征，金融业、电信业、钢铁业等尤其突出。这就导致两个极端恶劣的预期和行为倾向：一是预期铁本的失败在于是‘生米’而不是‘熟饭’，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尽快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当局就范；二是预期在圈内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以维持垄断，并获得垄断利润，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进入这一垄断俱乐部。”
等等。各行各业在技术上千差万别，困境却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撰文指出：“要建立一种现代国家结构。这种国家结构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统一而有效的法律框架，能够超脱于各种社会利益之上……”
愿意的，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历史拖着走。19世纪末，洛克菲勒曾雇佣武装矿工炸毁竞争对手的输油管，20世纪末，比尔•盖茨被控垄断，只能老实地打官司。1839年英国远征军从印度出发，受命打开中国市场，但2004年4月，中美为了解决贸易磨擦，派出高级文官谈判。电信是这次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中方承诺允许运营商自主选择3G标准。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虽然仍是红头文件，理念已具革命性突破。7月<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公元1587年，大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四百多年后，我们有理由相信3G的困境总会过去。
200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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