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23, 2005

义利之辨

不管怎样,柳传志和孙宏斌“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从没有原谅倪光南。这场恩怨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尘埃落定。双方的辩护者互相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联想风云>写“倪在公开场合也还让自己保持着南方绅士的姿态。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让人恐惧,那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左大培撰文<“联想的路”走错了>,抨击柳传志“……不断刁难联想内部的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研制,使这些研制项目无法正常进行……”

但没有人否认从1985到1994长达九年间,双方合作地亲密无间。再之前同事十五年,也可谓知根知底。在1994年的某一个时刻,因为某种奇异的原因,两位主人公的脑子忽然“biu”地一声,一齐坏掉了。多么精彩的科幻加恐怖片。

郭士纳接任IBM CEO后,否决了前任分拆公司的计划。卡莉·菲奥里娜(Carly Fiorina)主政惠普期间,曾就收购康柏案和公司创始人家族展开“代理人之战”,这两起著名的战略争议无论其后效如何,当事人都体面地收场,没有“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或者“不断刁难”。

原来中国人不能把价值观和方法论区分开来。在中国,一切合法性的根源是道德,却不是百姓的道德,诸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类显而易见的原则;而是君子/超人的道德。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才是君子?虽然历代儒生长篇大论,但这就如同人人都能读书写字,伟大的作家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儒家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理论上立德是后二者的前提,但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既不立功也不立言,不做也不说,那跟死人没有分别,德又何立呢?区别在于,是为立德而立功立言,还是为立功而立功,立言而立言?可这又如何判断?最终,立功就是立德,也就是成王败寇。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专门为立德而立功立言,说话做事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只表现高风亮节,也就是行为艺术。

1989年前后,倪光南就因为联想汉卡的成功一举成为伟人。从此他就担负了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不停地勇攀一个又一个高峰,至于能不能攀上去是他的事。同时在学术界,对联想为倪所做的公关肯定有所非议,特别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即使评比有误,也是执行的问题,但无论以行政还是商业的力量干涉学术,必然触犯知识分子的大忌。倪必须向同行证明他不是沽名钓誉。

1994年倪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德望达到了项峰,也正是最需要立功的时候,其功业却急转直下。联想汉卡已退出市场,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的研发都被柳叫停了。第一次倪和联想的方向出现了不一致。

对这一战略分歧不妨见仁见智。问题是没人关心商业逻辑,参考拙文<中关村启示录>,中国人认为一个人道德优越的同时就必然掌握真理。倪已然成神,他主张“技工贸”,即使错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凌记对此就颇为赞赏;而柳主张“贸工技”,即使对也是公司一己私利。但如果……倪不再是神,就是另一回事。

这也许就是倪对1994年某一天“司机事件”的判断。司机相当于古代的“近侍”,在政治中扮演一种微妙的角色,既是“主上”权威的延伸,也掌握一些不可外传的秘密。在倪看来,调换他的司机是投石问路,逐步孤立他个人,随后还有一系列阴狠手段,最终达到诋毁他声誉的险恶用心。以“传统智慧”推测,倪的反应只能说过敏,他如果够“凶狠”,完全可以按兵不动,另外布局,攻其不备。而柳如果确实包藏祸心,完全可以以退为进,巧妙利用倪的过激反应,赢得组织和群众同情,不必写那么长回信针锋相对。

实际上有没有阴谋并不重要,类似的事件早晚会发生。不管柳出于什么原因叫停两个研发项目,就是在挖神像的根基,必须在道德上给出恰当的理由,否则自己的人格就会遭受质疑,“贸工技”以至所有决策也就失去合法性,无法施行。柳也必须考虑自保,避免像方正一样,“知本家赶走资本家”。

基于儒家简陋的二元道德观,两个人只要存在重大分歧,必然有一个的良心被狗吃了,具体是谁倒不重要。对此倪显然比柳更担心,因为双方无论绝对相对的功业,都越来越逆转。老派知识分子爱惜名誉胜过生命,也许这才是倪“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的真正原因。在<英才>杂志的采访中,“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暗示倪当日举动是防患于未然。

但<联想风云>详细记录倪的指控涉及金额巨大,他又是否考虑过老战友说得清吗?书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于是倪开始上告,这就迈上了不归路,更加没人相信这是方法之争了。越告不倒,就越要告,如果不告,就更加名声扫地。结果最后一直告到了中央,指控也从工作作风升级到经济犯罪,柳表示:“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但最终倪还是心有不甘也意料之中的一败涂地。但1995年中科院公布处理结果时,倪却表示:“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英才>也报道:“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

倪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这个答案并不具有说服力,柳不可能一手遮天,要自保应该先远离是非之地。

也许倪是神,联想是庙,神离开庙,就神不起来了吧?联想创立时,曾得到计算所政策,可以将任何“不适合在公司工作的人退回”,但倪已不是普通员工,如果被退回,没有人会视为合理的战略调整,要么怀疑他行差踏错,要么嘲笑他被卸磨杀驴,总之是奇耻大辱。倪一生悲剧都是为名所累。但他真地愿意这样吗?

倪已满盘皆输,在某些人看来不必斩尽杀绝。但柳肯定不想再看见“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倪的存在,对今后联想“贸工技”及其它决策的合法性也是威胁,提醒联想人他们怎样竖立一个神又亲手推倒他,所以倪必须走。如果真能一走了之那该有多好。事隔多年,<联想风云>还是将倪的“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描写地淋漓尽致,渲染联想早年如何大力扶持暗示倪是个忘恩负义之徒,甚至通过联想汉卡发明权之争从否定功来否定倪的德。这和倪“可怕的性格”又有什么分别?当年倪正是猜到了结局,才有了开始:成王败寇啊。

这样做只能令倪的支持者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反复假设从未发生也就不可能失败的历史,揭批香港联想的财务问题,把柳塑造成一个迫害狂和卖国狂。最重要地是,联想目前的功处于困境,这是多么深刻地反映了当年德上的偏差。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他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要让联想和柳永远受“正义”的审判。

读完<“联想的路”走错了>,令人惊叹产业经济可以像猪头一样比较大小,但左大培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也很同情倪,毕竟现在柳功成名就,可是个人恩怨和商业抉择不能混为一淡,学者更不能用感情强奸逻辑。

如果当年倪不闹不上告,就不会被“战略裁员”吗?如果侥幸斗倒了柳,就不会像王选一样也从技术领袖变成精神领袖,最后淡出吗?即使今天能证明“贸工技”完全正确,那么倪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吗?即使能证明“技工贸”完全正确,难道就能将时光倒回1994年吗?

“倪光南坚持认为自己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都六十多的人了,怎么说话还这么孩子气呢?<英才>的标题耐人寻味,“仍不甘心的倪光南: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还是在争一个道德的评判。还有人苦心婆心地劝联想请回倪,以他的年纪,科研上还有多少潜力?不过是满足观众期待大团圆的廉价感情。

但联想未来应该怎么办?就听不到高见了。高见也有,“我们现在吃点苦做好技术,将来就能做大”……反过来想,如果当年联想的路“走对了”,去做芯片或电信,就会有方正或其他公司项上现在的位置和类似的困境,是不是也会有人挺身而出:“xx的路”走错了!”某某人n年前已经“找到了未来之路”?原来只要做到第一就是错,就“应该”“技”,这是另一种成王败寇;但怎么“技”,能不能“技”就没人关心了,最重要是“吃苦”、表演“振兴民族科技事业”的行为艺术。原来“技工贸”不是企业战略,也是一种伟大的道德。

古人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金玉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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