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不是家>写道：“就这么抛弃了？转眼工夫，就不再是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联想人’啦？……受伤的是最底层的员工……领导犯下的错，只有我们普通员工来承担……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公司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能为公司做贡献，绝对不是像爸爸妈妈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感情。”有人回复：“‘公司就是你的家’这种鬼话千万别信”。虽然刻薄，却也是事实。业界现存的公司没有没裁过员地，但没见过有人写这样“委婉哀怨”的文章。无论谁被裁员，都绝非一件幸事，但一般能理性接受，姑且短暂的休整，或者抓紧时间找下家，“有手有脚，哪里讨不到两个窝头”？联想人为什么就这么脆弱？
电影Matrix里反复提到，万事万物都有Purpose。企业的Purpose是什么？对于一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最大的政治”。同理，相对很多浮夸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说辞，赚钱就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这就注定在中国，企业只在法律上成立，在文化中却是离经叛道。
除了古希腊等少数地区，人类古代史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分散的封建制度或者侵略性的军事帝国。而中国因为独特的经济和军事地缘，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国家。但统一和管理其实相当有限，更多地依靠礼教来维持秩序。中国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惟独政府和家庭有合法性，其他Purpose的组织都不被认可，也无法获得必要的财政和人力支持。而“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商业不但无意义，更是下流和罪恶。相对应，今天中国的商业生态就存在三种“道统”：外企继承了西方数百年的商业实践，国企是政府在商业领域的延伸，私企更多地采取家族化管理。
二十年来，这种家国忠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无私奉献”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和注重长期价值，也为日韩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但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企业是理性的组织，当个人感情和“公司理性”相冲突，反而会发生孙宏斌事件、柳倪之争、联想分拆(即使采信柳的说法)这样不近人情的事。
正是因为家国忠诚不能完全替代公司理性，中国企业广泛地从博大精深的兵法中汲取智慧，联想和华为是其中佼佼者。由于业务特点：军事是最残酷的竞争，军队是宗教社会唯一合法的理性组织。只要读过兵家典籍就能发现与诸子的这种显著区别。据说汉将的奖惩承秦制，如同今天的Sales是硬指标：所辖部队斩首数目减去己方损失数。“李广难封”就是因为太有名，出雁门关遭匈奴主力围攻而全军覆没，总也补不回来。
具体到联想，最初发端于政府研究机构，逐步形成“家文化”，以军事化管理的“斯巴达方阵”著称，经常以民族产业的旗手自居。2004年裁员时，有早先的员工回忆：“我在联想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理想。那时，联想有理想，也拥有一批没名气、但是愿意奉献和为基层员工撑出空间的中层。”
联想早期的成功确实与此密不可分。PC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摩尔定律，Wintel的产品以大约十八个月为期更新换代，在每个转折点都释放出大量压抑的需求，同时也是产业的又一轮洗牌，能更快推出新产品、投入更多兵力、更持久作战的PC厂商才能胜出。1996年联想就是通过奔腾机降价跃居中国市场第一。成功令士气大涨、进而带来更大的成功。如此循环往复，造就了联想的神话。
因为员工过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理想”，特别是中层“愿意奉献和为基层员工撑出空间”，所以现在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奉献……”，企业应该共渡难关不裁员。这也是终身雇佣制的意义，随着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已渐趋解体，韩国大企业裁员时的激烈反应可远不止写写文章，抒发“委婉哀怨”之情了。
穷则思变，联想应该“世俗化”，但大多数的思路还是找各种道德替代物。这是今天中国诸多论战的共性，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如出一辙。直观地看，联想应该找回失去的精神。“现在呢？是不懂生存的中层，带着不知艰难的基层。”
而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指联想始终在道德上有缺失。王育琨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永远的痛——索尼与联想的人性观察>一文中写道：“如果金钱与权势再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在时令的飘摇中变换模样的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话非常给劲，但可惜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明白。居然有网友痛心疾首地质问：“长期对利润的追逐会(对)联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企业的前提和内容。无论“执行”、“基业长青”、“大象跳舞”、“追求卓越”的方法论，还是“社会责任”、“有理想”，还有什么“没有任何借口”、“性价比统帅一切”等等的价值观，赚不到钱都无从谈起。
卫道士当然有话等着：“卖白粉”最赚钱。首先，企业公民的责任必不可少，但这是百姓的道德，不是君子/超人的道德。其次，企业可以“日参省乎己”，但无法约束其它企业“知明而行无过矣”。对中国二十年的商业史稍有了解，就能发现经常是守法吃亏、违规有利，“劣币驱逐良币”。柳在<联想风云>中就多有抱怨。
网上有署名巫宁的评论指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觉得，通过非正当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与代价越来越高，反不如通过制度的透明化来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健全。”
仅有政法改进还不够。柳传志和杨元庆无疑是联想合法的高管，有决定企业战略的权力，并以自己和联想的前途作抵押，却遭到严厉的道德指责，虽然这种指责也经常包装着似是而非的商业逻辑。相反郭士纳就坦白地说：“现金流是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健康发展以及公司绩效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而不必担心被美国舆论骂个狗血喷头。可见今日之中国离世俗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承认企业的Purpose是赚钱，问题就非常简单。任何Choice只计算机会成本，并无道德高下。联想现在需要优化Choice，而不是在Purpose上大做文章。但是现实中有这么多人认可“技”、或其它各种奇形怪状的Purpose，却不对比Choice。
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表示：“美国的事业是企业。”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中国的事业”是反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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