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无理

在关于联想的大辩论中，网友“记者之心”写道：“我是一个道德上的保守主义者，崇尚原教旨主义儒学——就是2500年前孔子那种没有官方化的儒家哲学思想。”个人以为，这一角度看似无关，却最为切题，只是结论与之正好相反。“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教旨主义儒学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道德基础，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大多数文明的共识。原教旨主义儒学是一个(也是第一个)将人类道德准则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的思想体系。原教旨主义儒学强调集体主义，阐发了人类大统一的最高社会理想。”

“没有官方化的儒家”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原儒本来是很好的，只是后来，被“金钱与权势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时令的飘摇中变换模样”，如今必须/只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源头活水，就能重振我族、甚至拯救西方文明云云。实际上孔孟是时刻准备着官方化地，苦于没有机会。两千年来，可能只有王莽真诚地实践过儒家，结果却身死国灭。一个不能执行的解决方案，不知如何是好。

本人对坐而论道不感兴趣，在此只讨论传统对管理学的影响，或“官方化的儒家哲学”。不仅儒生，实际上诸子百家无一不有政治抱负，而最终能在秦汉之交，<吕氏春秋>和<淮南>等著作中融会贯通，可能除了兵家外，都是黄仁宇指出的“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差异只在执行层面，到底入什么模子。

今天IT业的成就，也许更有把握解决那个时代管理者的困境。无论小封建主从城堡里俯视全部领地，还是大征服者在战场上排兵布阵，可以认为他们的管理实事求是，因为问题和效果，所以解决方案也显而易见。但中国的皇帝不可能对全国一千余县、数千万以至数亿人民的信息了如指掌。

那么不妨“假设”他知道，并以此定义基层“应该”做什么，也就是先验的真理和责任，或者可以称之为Choice和Purpose、方法论和价值观、手段和目的、术和道等等，总之是绝对和抽象的，不依具体时间、地点、人和事而改变。所谓“强调集体主义，阐发了人类大统一的最高社会理想”其实是一个人的集体主义，人类“大统一于”那(哪?!)个“内圣外王”之人的思想。

诸子之中，法家还是寄希望于信息对称，阴阳家只有先验真理，墨家的先验责任过重，道家却太轻，儒家最终脱颖而出，历经两千年，至今仍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儒家只找到了一个“仁”，既是真理也是责任，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这也正是其先天缺陷所在。因为“假设”往往和现实相反。当前方有树，而假设没树，不管信仰如何坚定地向前走，必然会撞树。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真理在上面，责任在下面。我假设没树，撞树是你的事。这是一种压力机制。实在抵不住压力，就尽忠职守，撞死了事。据说汉武帝好巡游，前后多名郡守以自杀谢罪。黄仁宇评价其名言“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就是中国企业迷恋的运动式管理。

但树死人活，好死不如赖活。如果上面能够准确地考核下面的绩效，就不会提出不切实际的假设了。所以完全可以偷偷绕过树去，如此这般证明先前的假设是多么英明。今天也有对联称：“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码到功成，从下到上级级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化经济”。

如果一定要追究上面的责任，那不妨假设有树就会撞树，没树就不会撞树，也就是废话；或者假设可能有树也可能没树，撞到了就有，没撞到就没有，也就是真理的随意性非常大，根据结果来反推原因，怎么推理并不重要。

后者就是吴思提出的“潜规则”和“伤害权”。欧美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中国却是“伪集体主义”，说一套正大光明，做一套自私自利。即使没有任何油水可捞的清流，也被万历皇帝发现在表演“讪君卖直”的行为艺术。

科学是从现象中演绎归纳出本质，但在中国文化中，“本质”的位置被先验真理强占了，这就导致缺乏逻辑思维，完全依赖于感官世界。没有牛顿看到苹果落地，甚至没有人类，改变不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中国人虽然也观察到落叶归根，却从不奇怪这是为什么，只顾把自己的感情和想象投射上去，附会出不同的意义。

杜甫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柳恽“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沈期“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境由心生，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但在管理学上意味着根本无标准可言。Teamwork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各人能够基于现实开展讨论，达成较明确的共识。

结果先验真理在中国人能感觉的范围中成为经验主义，而一旦超出，就开始天马行空、心驰神往，用责任来代替真理，“将人类道德准则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特别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使无知或无计可施，也要表达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这样就能茅塞顿开？也就是精神万能，或者仍然一筹莫展，也就是行为艺术。

相类似，先验责任在能感觉的范围中变成阳具崇拜。没有这个，父严子孝、男尊女卑就无从谈起，君臣也不能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如果人类繁衍像蒲公英一样随风而去，三大教必然更加昌盛，但儒家就不会产生。而超出血缘，就成王败寇，用现象代替本质，或者行为艺术，用责任代替真理，总之也是随心所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要辨证分析。在商业中，“己所不欲”也许正好是“人所欲”，交易就是这样发生地。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是先验的责任，而是具体时空下博弈的结果。同理，感情用事的“己所欲”并不能“施于人”，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一言一行也是有的放矢，并非只求自己心理安慰。

假大空的先验管理和参差不齐的被管理者，就这样构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黄健翔曾评价道：“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要遭中国人遭的罪，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比他们高比他们快比他们壮，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就是骨子里不行，精神层面上不适合踢球。”

“这不是足球圈所能承担的，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来看，中国人不配踢足球，我们和日本、韩国相比没有那种团结协同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比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和欧洲相比没有先进的足球体制与管理，我们哪一头也不占。我们的球员是表面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要上3个人5个人，可能还凑活。”

用类似的思路来研究，可以发现联想如何成就于并逐步超越“间架性设计”。